《颜氏家训》与颜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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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之推（529—595年），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北齐文学家。出身于官僚世家，学有家传。其父颜协、兄颜之仪并为知名文学家，有诗文传世。所著《颜氏家训》一书，是北朝后期重要散文作品；《北齐书》本传所载《观我生赋》，亦为赋作名篇。
　　颜之推少遭丧乱，苦辛备至。19岁时，仕梁湘东王府，为右常侍，以军功加镇西墨曹参军。同年，发生侯景之乱。坐镇荆州的湘东王萧绎残忍、自私，京都被侯景攻陷，他坐观待变，企图在侯景杀掉其父梁武帝、兄萧纲之后，谋夺帝位。后迫于舆论，派出年仅15岁的儿子萧方诸以中抚军衔，领郢州刺史，率1万人出镇郢州，对京都建康表示声援。颜之推被任命为中抚军府外兵参军，掌书记。侯景攻陷郢州，与萧方诸同时被俘，依例当处死，为侯景行台郎中王则所救，获免。从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至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颜之推在建康度过了3年的囚虏生活。元帝即位，颜之推至江陵，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奏事舍人，倍受信用。承圣三年（554年），颜之推25岁时，西魏大举入侵，攻占梁都江陵，元帝被杀，颜氏一家便成为西魏的俘虏，被驱入关中。在听说梁元帝之子萧方智在建康称帝，他便冒死率妻子逃离长安，企图转道北齐重返故国。途中又听说梁将陈霜先已代梁自立，谋返故国无望，滞留于北齐。
　　在北齐，颜之推受到齐文宣帝高洋的礼遇，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侍从左右，而之推抱亡国之痛，只是残喘苟生而已。后待诏文林馆，除司徒隶事参军，迁通直散骑常侍，领中书舍人，恩宠有加。出为平原太守，逢北齐败亡，又再次沦为亡国之人。失国丧家，辗转流离，事梁梁灭，事齐齐亡，如焚林铩翮之鸟，夺水暴鳞之鱼，痛定思痛，写了《观我生赋》，倾诉自己的苦难经历及屈仕北朝、有国难奔的痛苦心情。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赋中不少可瑕庇之处，如对自身某些错误的辩解，以及宣扬“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思想等，但赋中自始至终洋溢着身世故国之情，极为凄恻动人。
　　北齐灭亡后，颜之推入周，于周静帝宇文阐大象末年（约580年）为御史上士。翌年，杨坚取周自代，建立隋朝。隋文帝开皇中，太子杨广召为学士，对他十分尊重。大约在入隋之后，他便沉思积虑，全力进行著述。据《北齐书·文苑传》，传世有文集30卷，《颜氏家训》20篇。文集已佚，《颜氏家训》经清人赵曦明整理注释，卢文沼补注，流传至今。
　　颜之推著《颜氏家训》的本意，在于留教训于儿孙，作为为人处世之戒，故谓之“家训”。从其内容看，写作时间并不一致，而其结集应在颜之推垂暮之年。因此，这部书实际上是颜之推一生历世经验的总结。
　　《颜氏家训》内容驳杂，从琐琐家事，谈及社会人生；从修身治家，讲到音韵、训诂。《归心篇》劝儿辈信佛，《勉学篇》则让儿辈读经，思想也并不纯一。但正如前人所云，其思想“本之孝弟”，“其归要不悖六经”（《颜氏家训》宋本沈揆跋）。总之，《家训》因叙其亲历，可补史料之不足。至其思想，封建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随处有之，是其糟粕。封建时代文人推重其书，看作是士子立身处世的教科书，固不足为训，而其文笔朴实无华，说理恳切周详，叙事婉曲生动，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自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颜之推的论文观点，对后世颇有影响，一向为文学理论者所重视。其实，颜之推不是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只是从为人处世角度论及有关文学和文学批评方面的问题，其关于文章本原、文章的社会功用，以及文学批评标准的观点，大多是较为迂腐的。但在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上，他主张重视内容，也不忽略形式；在创作论上，他对文学“陶冶性灵”的特点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而对诗歌这类缘情作品，重视意境独创、清新自然之作，尤为可取。
　　颜之推诗文，除《颜氏家训》、《观我生赋》之外，尚著有《冤魂志》（一名《还冤记》）三卷，儒释混杂，采摭经史，宣扬鬼神报应，无甚可取。还有《集灵记》20卷，已佚。又曾与陆法言等讨论音韵学，参与《切韵》的编撰。此外诗文均散佚，仅存诗五首，散见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等书，清人丁福保辑入《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
　　总之，颜之推在南北朝时期，不是重要作家。其作品的思想内容，消极成分较多，而其文学价值也很有限。但是，在南北朝后期的散文家中，还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有人因《颜氏家训》中宣扬封建伦理观念，而忽略其所具有的文学价值，未免失之片面。其文学思想，扬弃其征圣宗经的腐朽观点，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从文学发展趋势来看，颜之推融汇南北文学之长的主张及其创作实践，正反映着文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也曾产生一定的影响。
　　颜协（公元498—539年），字子和，颜之推之父。南朝梁文学家，亦善书，法，工草隶。仕梁，为湘东王记室。据《梁书》本传，著有《晋仙传》5篇、《日月灾异图》2卷、文集20卷，皆佚。
　　颜之仪（公元523—591年），字升，一作子升。颜之推之兄，北周文学家。仕周，历官麟趾学士、司书上士、小宫尹，封平阳县男。隋文帝杨坚称帝，进爵新野郡公。据《周书》本传，有文集10卷，已佚。

 　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世居建康（今南京市），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世传《周官》、《左氏春秋》。他早传家业，12岁时听讲老庄之学，因“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生活上“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他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得梁湘东王赏识，19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历20年，累官至黄门侍郎。公元577年 ，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公元581年 ，隋灭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依他自叙，“予一生而三化，备苶苦而蓼辛”。叹息“三为亡国之人”。传世著作有《颜氏家训》和《还冤志》等。《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是颜之推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后世称此书为“家教规范”。

　　（一）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

　　颜之推宣扬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等，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认为上智之人是无须教育的，因为上智是天赋的英才，不学自知、不教自晓。其次，下愚之人“虽教无益”，尽管教他，都是无效果的，因为“下愚”是无法改变的。颜之推强调中庸之人必须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就会无知识，陷于“不知”的愚昧状态。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长知识。

　　关于教育的目的，颜之推指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已，修身以求进也。”行道的“道”自然是儒家之道，即儒家宣扬的那一套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的内容；“修身以求进”思想渊源于孔子的“修已以安人”，善于“为已”（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有效地“利世也”（治国平天下）。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颜之推批判当时士大夫教育的腐朽没落，严重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庸碌无能，知识浅薄，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二）论教育内容

　　为了培养“行道以利世”的实用人才，颜之推提倡“实学”的教育内容。他认为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德艺同厚”。所谓“德”，即恢复儒家的传统道德教育，加强孝悌仁义的教育。所谓“艺”，即恢复儒家的经学教育并兼及“百家之书”，以及社会实际生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艺。

　　关于“艺”的教育，当然是以五经为主。他认为学习五经，主要是学习其中立身处世的道理，“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但读书不能止限于《五经》，还应博览群书，通“百家之言”。此外，他还重视学习“杂艺”。他认为在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学习“杂艺”可以使人在战乱“无人庇荫”的情况下“得以自资”，保全个体的生存和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颜之推倡导的“杂艺”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文章、书法、弹琴、博弈、绘画、算术、卜筮、医学、习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的价值。但这些“杂艺”“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这与孔子轻视农业生产的态度有所不同。

　　（三）论学习态度和方法

　　1．虚心务实：颜之推提倡虚心务实的学习态度，他反对妄自尊大，骄傲浮夸的学风。
　　2．博习广见：颜之推指出：“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他认为只有尽可能地扩大获取知识的范围，并把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鉴别，才能更接近客观的真理。他提倡既要博览群书，又要接触世务，籍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所谓“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3．勤勉惜时：颜之推强调学习要刻苦钻研，勤勉努力，他罗列了历史上许多动人事例，说明即使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同时，他认为人的一生都要学习，应珍惜时光，年幼“固须早教”，少年也不可“失机”，晚年如果“失之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他说早年学习“如日出之光”，前途无量；而“老而学者”，虽然如“秉烛夜行”，但总比“瞑目而无见”要好得多。
　　4．相互切磋：颜之推赞赏《尚书》中的“好问则裕”和《学记》中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说法，提倡师友之间相互切磋，相互启明，认为只有在学习上好问求教与切磋交流，才能较快地增进知识而避免错误。

　　（四）论家庭教育

　　1．提倡尽早施教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有条件的还应在儿童未出生时就实行胎教。儿童出生之后，便应以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导习之”。稍长，看他“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之时，就该加意“教诲”，该做的事就引导他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让他做。如此教育下去，到９岁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条原因：其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根据幼童阶段与成年以后的不同心理特征，说明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旺盛，能保持长久的记忆。而成年人思想复杂，精神不易集中，记忆力逐渐衰退。其二，人在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颜之推认为这个时期，儿童受到的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抑或坏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也难以改变。

　　2．提倡严格教育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严与慈相结合，不能因为儿童细小而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严肃庄重，有一定威信。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他认为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能把对子女的爱护和教育结合起来，便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如果没有处理好两者关系，“无教而有爱”，让孩子任性放纵，必将铸成大错。

　　3．注重环境习染
　　颜之推继承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者关于“慎择友”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让儿童置身于比较优良的社会交往的环境之中。他认为家庭教育要注意选邻择友，是因为儿童的心理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定型，而儿童的好奇心和模仿性都很强，总在观看模仿别人的一举一动，无形之中，周围人的为人处世给儿童以“熏渍陶”、“潜移暗化”。因此，邻友对于儿童的影响，有时甚至可能比父母的作用还大。这就是“必慎交游”的道理。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择友确实不是一件易事，贤人是难以找到的，但有优于我者，便很可贵的了。对他就应景仰向慕，与之交游，向他学习。

　　4．重视家庭的语言教育
　　他认为语言的学习应该成为儿童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家庭教育中，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一事一物、不经查考，不敢随便称呼。学习语言应注意规范，不应强调方言，要重视通用语言。

　　5．注重道德教育
　　颜之推承袭了孔孟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十分注意对子女道德的教育。他认为士大夫子弟的教育应该“德艺周厚”，以德育为根本。他指出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并为道德教育服务。由于德艺二者关系的密切，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阅读记载前人道德范例书籍的途径来进行道德教育。

　　颜之推对子女的道德教育，是以孝悌等人伦道德教育为基础，以树立仁义的信念为主要任务，以实践仁义为最终目的。他教育子女为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应不惜任何代价，以至牺牲生命。他认为立志尤为重要，士大夫子弟只有确立远大的志向、理想，才经得起任何磨难，坚持不懈，成就大业。他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他教育子女以实行尧舜的政治思想为志向，继承世代的家业，注重气节的培养，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颜之推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与当时的现实，还特别重视为人之道的教育。他所强调的为人之道，首先是“厚重”（“轻薄”的反义）。他认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历史上许多文人都由“轻薄”而终为败累，残遇杀祸。他认为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就必须养成忠君、孝顺、谦恭、礼让这些“厚重”的道德品质。其次，他主张“少欲知足”。如果“不知其穷”的情性任其发展，不加以限制，就是如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的大人物，也会自取败累，至于一般士庶更不用说了。其三，“无多言”、“无多事”。颜之推欣赏“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的铭言，认为“天道”，原来如此。所以，“论政得失”、“献书言计”等，都属于多言性质。同理，也不应该多做事。如果不是你份内的事，你就不必想它，不必做它。至于主持公道，打抱不平，“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由此可见，颜之推所传授给子女的为人之道，是他历官四朝的经验总结，在政治腐败、朝政多变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不失为一种在丧乱之世明哲保身，以免“杀身之祸”的处世哲学。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做人处世方法是不足为训的，它反映了消极遁世、利己主义的思想情绪，与先秦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也有很大的距离。 

颜氏家训
[编辑本段]

《颜氏家训》是我国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戒子孙。《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公20篇。颜之推（531～591以后），字介。颜氏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归之愿未遂，即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家训一书在隋灭陈（589）以后完成。
颜之推出身士族，深受儒家名教礼法影响，又信仰佛教。但他博识有才辩，处事勤敏，应对闲明，所以在南北胡汉各政权之下，先后都受宠任。他年逾六十的一生中，“三为亡国之人”，行踪遍及江南、河北、关中，又死在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开皇年间，所以经验、阅历都较丰富，非南朝或北朝局促一隅的高门士族所可比拟。该书虽流露一些迂腐观点，但也包含不少有关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细致的观察和通达的议论。书中记载的许多情况，有很高史料价值。诸如对南北士族风尚的异同、治学为文之方法，乃至语言杂艺都进行比较，求其得失。谈到梁代子弟之脆弱、邺下读书人教子之方法，以及江南侨姓之未有力田等等，都是密切有关南北朝史事的。《书证》、《音辞》两篇，反映了颜之推的学术成就。注释该书的，有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周法高《颜氏家训汇注》。该书有邓嗣禹的英文译本。
《颜氏家训》目录：
　
     ●序致第一
     ●教子第二
     ●兄弟第三
     ●後娶第四
     ●治家第五
     ●风操第六
     ●慕贤第七
     ●勉学第八
     ●文章第九
     ●名实第十
     ●涉务第十一
     ●省事第十二
     ●止足第十三
     ●诫兵第十四
     ●养心第十五
     ●归心第十六
     ●书证第十七
     ●音辞第十八
     ●杂艺第十九
     ●终制第二十
颜氏家训勉学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之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梢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向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别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馀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   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揭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现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有客难主人曰：“吾见强弩长戟，诛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吴；文义习吏，匡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吴；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无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足贵学乎？”主人对曰：“夫命之穷达，犹金玉木石也；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矿璞哉？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且负甲为兵，咋笔为吏，身死名灭者如牛毛，角立杰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黄，吟道咏德，苦辛无益者如日蚀，逸乐名利者如秋茶，岂得同年而语矣。且又闻之：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耳。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而卧耳。”
   
　　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学之，不知使学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马被甲，长槊强弓，便云我能为将；不知明乎天道，辩乎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积财聚谷，使云我能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举贤圣之至也。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执辔如组，反风灭火，化鸱为风之术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狱；不知同辕观罪，分剑追财，假言而好露，不问而情得之察也。表及农商工贾，廝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怕声下气，不惮的劳，以致甘膜，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城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老身基，翟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穷恤匮，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观古人之小黜己，齿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贤容众，茶然沮丧，若不胜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奋厉，不可恐慑也。历兹以往，百行皆然，纵不能淳，去泰去甚…，学之所知，施无不达。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悦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禀，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 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十七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独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   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以下，总之年   ，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己后，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冠冕，而为上者，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绥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那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
   
　　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八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似》，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邺平之后，见徒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褐，我自欲之。”
   
　　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