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在台湾》节选

一九四九年来台的山东人


一八九五年以前的台湾，除二十余万南岛民族以外，则为汉人移垦之地。虽然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到过台湾，并曾做过短期的统治者，惟自郑成功据台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以后，特别是清朝领有台湾以后，台湾即逐渐形成以汉人为主的社会。在一八九五年日本割台前夕，台湾已有汉人二百三十万。这二百三十万汉人，大多来自闽南和粤东，因为闽南和粤东与台湾只有一水之隔，在清初开海禁以后，闽南人和粤东人即大量向台湾移殖。山东地狭人稠，经常有人们移出，但以距台湾较远，移出的山东人每以中国东北为目标；到晚清东北的陆禁解除后，山东人移往东北者尤多。因为东北与山东隔海相望，山东人去东北至为方便。


虽然如此，在清朝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之后，山东人即有陆续来台湾者。管道之一是来台任官。因为清朝任命地方官实行回避本籍的制度，山东人便有机会至台湾或中国其他各省区为官。如山东莱阳人宋永清，监生出身，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年）任凤山县知县；山东历城人高山，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进士，雍正八年任巡台御史兼管理学政；山东高密人单德谟，雍正五年进士，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任巡台御史兼管理学政；山东聊城人李倓，乾隆十六年进士，乾隆二十二年任诸罗县知县；山东惠民人李师敏，乾隆二十二年进士，乾隆三十七年任台湾知府；山东曲阜人孙昭慈，道光十三年（一八八三年）进士，咸丰四年任台湾知府，八年升分巡台湾兵备道；山东栖霞人马桂芳，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进士，光绪六年署宜兰县知县。此外，山东与台湾间，当有商旅往来，但无可考。


日本割台后，在台湾居官的山东人当皆返回本籍，或至大陆各省为官。此后五十年间，未见有山东人来台或居台的记载。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间，山东和台湾同受日本统治，两地当有商旅往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大陆各省人士参与接收台湾的工作，或由大陆地区转至台湾工作，其中不乏山东省人士。如山东招远人杜德三，在台湾光复前后，于台湾干部训练班结训，奉派来台，任台北商工校长，一年后转屏东县建设局长；山东定陶人史锡恩，一九四八年获司法官考试及格，分发至台北地方法院实习，后升至大法官；山东诸城人裴溥言，一九四六年毕业于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来台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助教，后升至教授。不过，山东人真正大量来台，还是在一九四九年大陆各地机关、学校、军队、警察、商民等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之际。



来台山东人的身分


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接近尾声，大陆各地相继沦入中共统治，不少山东人随政府、机关、军队、学校撤退来台，有些则是来台任职；亦有些地主及商人，惧中共迫害，先期来台或临时逃出者。分析一九四九年来台的山东人，主要约有八类：


其一，来台任职的学者专家和公教人员：这方面的人颇多，著名的如史学家傅斯年，经学家屈万里、孔德成，经济学家刘道元，以及名工程师孙运璿等，都是受委派或受聘请至台湾工作。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屈万里、孔德成任台湾大学教授；屈万里后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孔德成后曾任考试院院长。刘道元初任台中农学院教授，后曾任中兴大学校长；孙运璿初任台湾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后曾任交通部长、经济部长、行政院长。


其二、中央民意代表：即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一九四七年行宪，全国选出国大代表二、九六一人，山东国大代表来台者约一百一十余人；全国选出立法委员七六○人，山东立法委员来台者约四十人；监察委员人数较少，山东监察委员来台者亦有五人。国大代表如秦德纯为抗日名将，杨展云为教育家，尹致中为工业钜子；立法委员如杜光是名学者；监察委员如丁惟汾是国民党元老。


其三，中央政府、山东省政府、青岛市政府、以及山东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各县政府公职人员：如上官云相为总统府战略顾问、秦德纯为国防部次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长，张敦镛为山东省政府会计长，徐轶千为山东省教育厅长，张景月为山东省第十四行政督察专员区专员。


其四，地主及工商界人士：自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在山东各地实行清算斗争，地主及工商界人士受害最大，能逃者即逃；山东半岛地区的地主及工商界人士，由于海上交通便利，逃来台湾者尤多。在其他地区如大连、天津等地从事工商业的山东籍人士，亦有来台者。如战前及战后在青岛设立多家工厂的尹致中，于一九四七年来台创立大东工业公司，设造纸厂，兼生产自行车。


其五，渔民：一九四八年十月烟台撤退，一九四九年六月青岛撤退，山东沿海各地的渔民和渔船，或为国军征用，作为运输工具，或自动逃离，最后多来台湾，集于基隆、高雄二地，奠定了台湾渔业发展的基础。


其六，军队：山东籍军人撤退来台者，以下列各部队人数最多：１于青岛的第十一绥靖区，所辖部队九万人，多山东子弟，一九四九年六月撤出之后，转战广东等地，死伤、失踪者颇多，最后来台者约六万人，其中山东人在四万人以上。２战后政府于济南、青岛等地招募青年军，山东青年参加者约六千人，来台者约三千人。３青岛及长山八岛等地海军及海军陆战队，撤退来台，其中山东籍者约五千五百人。４一九四七年范汉杰兵团在山东剿共，就地补充兵源，范之部队后在东北、京沪等地作战失利，撤退来台者不少，其中山东籍者约二千人。５山东青年考入各期军校及干训班，毕业后分发各部队及军事机关，来台者约二千人。其七，警察：一九四七年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为保护该会在台资产，由首都警察厅及内政部警察总队征调员警八百余名来台，其中山东籍约有二百名。一九四九年六月青岛撤退，青岛市警察局员警二千余人集体来台。


其八，流亡学生：一九四八年山东潍县、滋阳、济南等地先后沦陷后，各地中学师生先后组成八个临时及联合中学南下，最后来台者七千余人。


据统计，战后六年间山东（包括青岛）来台人数，计一九四五年一二三人，一九四＊＊六
○人，一九四七年九二六人，一九四八年九、二五七人，一九四九年四八、四六○人，一九五○年七、七九四人。其后，外岛撤退、撤往越南之军民来台、并由其他管道来台者，山东人亦不少。计一九五一年七七七人，一九五二年四五四人，一九五三年一、一六一人，一九五四年五八七人，一九五五年三六○人，一九五六年八○人。总计七二、四三九人，加上在台湾出生者，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前在台者，一九五六年在台湾居住的山东人约九万人，占外省籍居民的十分之一。仅次于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四省。


当时山东人在台湾的居地以台北市最多，二四、九六九人；次为基隆市，八、四六六人；再次为台北县，八、○四三人。此外，高雄县、台中市、台南市、新竹市各有山东居民三、四千人；桃园县、屏东县、嘉义县、彰化县、台中县、花莲县、阳明山管理局、高雄市、宜兰县、台东县、苗栗县各有山东居民一、二千人；澎湖县、台南县、南投县、云林县各有山东居民五、六百人至一千人。台湾十六县五市一管理局，无处不有山东人居住。另各部队中尚有六、七万山东籍军人，分驻在台、澎、金、马各地。


早年来台的山东人，曾有一些集居的社区，如联勤第四四兵工厂，一九四八年自青岛迁台北，员工及眷属大多数为山东人，他们集居的地方称为四四南村；又如国军青岛被服厂，一九四九年自青岛迁高雄县小港乡，员工及眷属大多为山东人，他们集居数处，以山东村、济南村、青岛村为名。



军、警、政、法各界的俊彦


一九四九年前后来台的山东人，以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分布在台湾的各行各业，多能尽其职、守其分、敬其业、展其才、献其身。


就军、警、政、法各界而言，在军事方面，山东将领统率的军队，在一九四九年撤出大陆之始即对台海的防务作出贡献，著名的金门古宁头大捷，是高魁元率领其第十八军投入战斗造成的。高魁元，山东峄县人，为抗日剿共名将。一九四九年十月率领其十八军戍守金门，于古宁头一役，统一指挥反击作战，亲临第一线领导部队冲锋陷阵，俘获共军五千余人。是役国军守军伤亡亦多，有姓名可查者，山东籍者有七、八人。其后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金门炮战正紧之际，刘安祺奉命为金门防卫司令官，本「保存战力于地下，发扬火力于地上」之最高作战指导原则，从容经营战场，发挥战力，终使金门转危为安。刘安祺，山东峄县人，亦抗日剿共名将。此次金门保卫战，战死战士中之籍贯可知者，山东人有五十余人。此外，在一九五○年代台海危机之际，山东诸城人王叔铭，初任空军总司令，继任参谋总长，对台海防务亦多贡献。尤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孙震任国防部长，李桢林任陆军总司令，王文燮(日照人)任联勤总司令，王若愚任海防总司令；四人皆山东籍，肩负台海防务的主要责任。不仅如此，山东籍子弟投考军校者亦多；山东籍军人在军中的表现也很优秀。据统计，在一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间（以后均不列籍贯），山东籍子弟考入陆军、海军、空军官校和政战学校并毕业者，总数达四、六七八人；历年国军英雄中籍隶山东者，陆军一一九人，海军五十六人，空军四十五人；退役将官籍隶山东者一八一人，亡故将官籍隶山东者一○三人。


在警务方面，山东人一般体格健壮，能吃苦耐劳，在军界、警界都受欢迎；山东人投入警界者亦多。早期台湾警察人员中的山东人，除战后自大陆地区调来台湾、或自山东撤退来台湾者外，多系山东来台青年流亡学生就读警察学校或警官学校的毕业生。由于他们做事认真，任劳任怨，很快即能晋升高位，在警察干部中形成主力。最盛时期，各警察机关首长中，山东籍者占二分之一以上。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七年间，警政署八易署长，山东籍占三位；台湾省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五十年中更易警务处长十八位，山东籍者亦占两位。三位警政署长：颜世锡，流亡学生出身，台湾省警察学校警员班第三期，曾任台北市警察局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警察大学校长；卢毓钧，流亡学生出身，台湾省警察学校警员班第三期，曾任铁路警察局长、刑事警察局长；丁原进，中央警官学校正科二十八期，曾任警政署副署长、台北市警察局长。两位警务处长：黄对墀，中央警官学校特警班一期，曾任台湾省警务处副处长、内政部警政司长；于春艳，流亡学生出身，中央警官学校正科十五期，曾任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长、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


在政治方面，可分为民意代表和官僚系统两部分叙述。早期的民意代表，山东人在国民大会和立法院中均占势力；近年中央民意代表在台湾地区普选产生，山东籍人士当选者每届不过数人。地方民意代表，自始由普选产生，省议会、县市议会，常有山东籍人士当选，惟近年当选者较往日为少。在官僚系统方面，山东人因乏政治背景，多为中下层公务人员，少数人才干出众，风云际会，亦曾领导一方，如曾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璿、曾任考试院长的孔德成、曾任国防部长的孙震等。


在法律与司法方面：一部分人在各级司法机构有成就，一部分人业律师。据统计，山东籍人士在台湾各司法机关任科组长以上的人员二三九人，执业律师者八十七人。在司法界有成就者，可以三位大法官为代表：史延程，山东乐陵人，一九五八年任大法官，在职九年；张金兰，女，山东高密人，一九六七年任大法官，一九七四年病逝；史锡恩，山东定陶人，一九八五年任大法官，在职九年。他如山东荣成人孙德耕，曾任台湾高等法院院长，亦为司法界名人。



工、商、渔、林各业的经营者


一九四九年前后来台的山东工商界人士，有些原在山东地区经营工商业，有些则原在大连、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经营工商业。由于他们经验丰富，亦有资金，部分人且通日语，来台以后很容易在当时薄弱的台湾工商界中崭露头角。


在一九五○和六○年代，山东人在台湾所经营的工商业主要为纺织业、面粉业、五金业、布庄、文具店，和餐饮业。一九四七年，山东平度宗家将在青岛所经营的纺织厂设备运来台湾，次年由宗仁卿在桃园中坜购地建厂，成立六和纺织厂，为台湾规模最大的纺织厂。由于业务发展，到一九七二年以后又陆续成立六和、九和、三和汽车公司。与宗家来台创业的同时，有原在哈尔滨、天津做五金生意的山东蓬莱人陶子厚，初在台北设立丰昌五金行，一九五四年设国丰机器厂，一九五五年设国丰面粉厂，一九六○年又设立信华毛纺厂。与宗仁卿、陶子厚同时来台经营企业的尚有山东牟平人苗育秀。苗育秀来台初时经营五金行，一九五○
年在台中设面粉厂，一九五二年在台北增建厂房，一九五四年在七堵设精麦厂，一九五五年合诸厂为联华实业公司，一九七○年代以后又投资于资讯业，先后成立神通电脑公司和神达电脑公司。约与苗育秀同时，原在青岛经营棉织厂的山东日照人尹书田，一九五三年在台设润华染织厂，一九＊＊暧稚杌�信纺织厂，一九七三年成立润泰纺织染整公司�?

在一九五○至七○年代，台北市南京西路曾是山东企业家汇集的地方。他们将工厂的产品先运到南京西路，再分销各地。以宗仁卿、陶子厚、苗育秀、尹书田等为中心的一批山东商人，被称为「山东帮」。当时台北市最繁荣的博爱路、衡阳路、重庆南路一带，设有不少绸缎庄、文具店，大部分都是山东人经营的。而普及全省的「山东馒头」、「山东饺子」、「烧饼油条」小店，大多也是山东人经营的，其中「永和豆浆」，后来成为名店。


一九七○年代以后，山东籍的企业家向新的企业开拓，如资讯业、大型购物中心等，兹不多论。

在渔业方面，由于台湾渔船多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征调使用，损毁者多，战后台湾渔业相当不振。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前后，有大陆沿海各省的渔船撤来台湾，其中以山东撤来的渔船最多，带动了台湾渔业的复苏。以基隆地区为例，一九五二年时有渔业公司或行号十九家，其中属于山东人者九家。


在林业方面，山东籍人士从事者亦多。大部分是因为在大陆地区各大学毕业于森林系，来台湾以后，即从事于林业。如陶玉田，山东安邱人，金陵大学森林系毕业，一九五六年任台湾林产管理局局长；徐守围，山东即墨人，北平大学森林系毕业，一九四九年来台后曾任太鲁阁林场场长、阿里山林场场长、文山林产管理处处长；张雨峰，山东城武人，一九四七年来台后曾任峦大山林场场长、竹东林产管理处处长。余不多举。



文教艺术的献身者


一九四九年来台的山东人及其后代，除在军、警、政、法各界和工、商、渔、林各业者外，从事教育、学术、新闻、文学、艺术工作者亦多，并有捐款奖学、拾荒建图书馆者。


在教育方面，最重要的源头是一九四九年有七千多中学师生来台。其中约有二千学生受到完整的中学教育或师范教育，有些并升入大学、研究所或出国深造。另五千名学生曾从军十余年，之后大部学生获得复学，完成师范教育，有些并升入大学、研究所或出国深造。来台的师长，继续在中等学校任教；来台的学生，于完成学业之后，不少人教小学、教中学或教大学，也有一些人任各级学校校长。当然在台湾从事教育工作的山东人，有些是在大陆即完成学业，或在大陆即从事教育工作，亦有从其他行业转入教育工作者，更有第二、三代从事教育工作者。


在台湾从事教育工作的山东人无法一一介绍，此处仅以各级学校校长为例加以说明。据初步了解，山东人任大专学校校长者十三人：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北京大学毕业，曾留学英、德，原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九年一月来台任台湾大学校长。孙震，山东平度人，一九四九年随青岛撤退来台，台湾大学毕业.
山东人任大学校长者，除傅斯年、刘道元早年在大陆受高等教育外，其他都在台湾受高教育。中等学校校长可知者有二十一人籍隶山东。在二十一位中等学校校长中，早年在大陆完成教育者十三人，来台后完成学校教育者八人；八人中至少有三人出身流亡学生。在二十五位小学校长中，早年在大陆完成学校教育者十人，来台后完成学校教育者十五人；十五人中有十四人出身流亡学生。


在学术方面，据一九九七年的统计数字，在各研究机构、各公私立大专中的二百八十八个山东籍学者中，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或因职务或随亲人来台者二十二人；一九四九年由青岛撤退来台者三十一人、随流亡学校来台者四十人、循其他管道来台者四十六人；一九五○年自海南岛、舟山、香港来台者九人；一九五○年以后自外国来台者十五人；生于台湾者三十八人；不详八十六人。就学位而论，博士一○二人，硕士七十人，学士八十三人，不详及其他三十三人。就学科论，人文学科九十人，社会科学八十六人，自然及工程科学一一二人。各科学者，不能一一介绍，仅能举若干例证：１文学科：国学如屈万里、孔德成；文学如侯健、朱炎；史学如傅斯年、杜维运、吕实强、李云汉、李恩涵、孙同勋、王曾才；哲学如牟宗三；艺术如姜一涵、刘国松。２社会科学：政治学如杜光；法学如孙德耕；经济学如于宗先、孙震；社会学如杨懋春；心理学如张春兴、杨国枢；管理学如姜占魁、陈希沼；地理学如邹豹君、刘衍淮；新闻学如李瞻。３自然及工程科学：物理学如周传心、孙维新；生物学如周延鑫、陈其昌；电机工程如韩光渭、蒋树民；医学如张传林、崔玖。


除学者外，山东籍人士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从事演艺有成就者亦不少。文学创作如姜贵、穆中南、杨念慈、王鼎钧、张放、张大春；艺术创作如陈丹诚、于兆漪、刘国松；演艺人员如井淼、张永祥、吴桓、凌峰、林青霞、李国修。除林青霞、李国修、张大春生于台湾以外，其他都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来台的山东人。


与教师、学者、文学家、艺术家、演艺人员有关的是文化事业。文化事业早期以报纸、杂志、广播为主，其后又有电视。山东人从事报业有成者，有英文中国邮报创办人黄遹霈、先后任青年日报和台湾日报社长的张家骧，以及参与征信新闻报创刊的穆中南。杂志方面，有穆中南创办的文坛月刊，和殷允芃创办的天下杂志；此外，杨念慈曾主编自由青年半月刊、朱炎曾主编中外文学月刊、马森和高大鹏曾主编联合文学月刊。在电视方面，张家骧曾任中华电视台总经理。文化事业之外，山东人从事社会事业者亦多，而以管理医院最有成就。著名的如宏恩医院创办人之一、现任该院董事长兼院长的孟宪杰，曾任台北儿童医院、台湾省立妇幼医院、台湾省立台北医院院长的于秉溪，曾任中华医院院长的何骅，曾任振兴医院院长的魏峥，以及曾任三军总医院院长的马正平。此外，做医生或兼开诊所的山东籍人士，据初步统计，有八百多人。社会事业不拘形式，有设奖学金以助学者，如立青文教基金会、吉星福张振芳伉俪文教基金会等；有拾荒以建图书馆者，如王贯英。其他不多述。


一九四九年前后，自大陆撤退来台的外省人，除在军中者外，约九十余万人，山东人约占十分之一。来台的山东人，像其他外省人和本省人一样，除在军中服务或在学校就读者外，活跃于各行各业。自军中退役或自学校毕业以后，亦活跃于各行各业。第二代在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群中所占的人数比率虽较第一代为少，但有些人也非常杰出。台湾的安定、繁荣，是各族群共同努力的结果；近十余年受政治的影响，一九四九年前后来台的各族群的历史日趋湮没。山东旅台各界人士孙震、于宗先、李瞻等有鉴于此，于近五年间编印完成十五册《山东人在台湾丛书》，留给后世子孙阅读，以免他们数典忘祖，本文即为该丛书的撷要。（作者为中央研究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