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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和转变——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地区合作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8-22 14:53:43 / 个人分类：国关理论

)Y{v7w2?J_#E~0危机和转变——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地区合作

B6^2~Ew0庞中英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2004年第1期

k!cz8f#}us"t0【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以来，东亚实际上就逐步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困难时期。不过，危机也是东亚国际关系变革的机会。东亚前所未有地形成了初步的国家之间合作的框架。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开始探讨和实践东亚“货币地区主义”，健康危机提出东亚是否需要有效的社会合作、创造东亚“社会地区主义”的问题，而东亚复杂而深刻的安全危机则一再迫使人们在“安全地区主义”中寻找地区安全之道。到底如何认识这些关乎东亚国际关系的转变方向的危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强调的克服危机的基本思路是实现东亚转型：从一个国家之间竞争性的、具有潜在冲突性的地区转变为一个在经济、社会高度相互依存基础上的“世界性地区”，实现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和平变革。东亚新地区主义当然不限于本文论述的货币、社会和安全三方面，但这三个重要方面的突出浮现，无论其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在重大的地区危机之后。新地区主义是克服东亚地区一系列危机的一个根本方案。齐鲁公社 g{Ak|

5Q{8v}3I PnYk&T0【关键词】货币地区主义、社会地区主义、安全地区主义、地区合作齐鲁公社4c?0GoF cv

6kYW4u_-w5r b%G2mG0 齐鲁公社gR\'P9sM#K}

导论齐鲁公社dfe`U ~^3b

#r7Q\k)_.q9v4w6} }M0地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导致“国际关系转变”（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重要因素。[①]

-C?/m-}-YP0在东亚，地区化的趋势也是明显的。冷战结束后，东亚不仅出现了地区主义的理论，而且出现了地区主义的实践。（1）试图重新塑造地区国际关系。东亚地区主义是由小国和小国集团（东盟）带头、大国参与的。地区框架的出现将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变革。（2）形成东亚地区的新型治理结构。东亚仅依靠各国自身的治理和全球性的联合国系统是不够的，而迫切需要一种地区范围的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治理。（3）东亚的地区化本来就是由一系列的非国家性私人行为体（跨国公司、经济网络、社会关系）自然形成的。在国家行为体推动地区化后，这些非政府行为体在地区化中的作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F#ypQX!kC ]0G0当前，东亚具有形成一个“地区”的三个历史机会。这些机会不是别的，恰是人们熟悉的三大东亚危机：金融危机、健康危机和安全危机。若经过转化，这些危机都可以成为塑造东亚地区结构的重要转机。

首先，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是地区货币合作的兴起。如照欧洲地区主义的标准，东亚经济合作的起点比较高。除范围有限的煤钢联营外，西欧起初阶段的经济合作对象主要是地区自由贸易，此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才转入货币合作阶段。正因为这样，一些欧洲学者高度评价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把它叫做“货币地区主义”。如今，东亚不仅在搞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业已进行的双边货币互换、资本流动监控、早期金融预警、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亚洲债券基金，都有助于地区货币和金融稳定。

其次，健康危机孕育着一种潜力巨大的地区社会合作。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地区，东亚的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等社会问题多种多样，这些问题早已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范围，而越来越具有地区性。若东亚能在地区范围内为这些社会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将促进它们在贸易、金融领域的合作。东亚各国在2003和2004年不得不共同面对和遏止诸如SARS和禽流感导致的公共卫生体系危机或者恐慌。这不仅说明东亚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为今后其它领域的地区社会合作提供了重要模式。

第三，朝鲜核问题和台湾趋向“事实独立”随时可引发东亚地区陷入安全危机。解决这类属于“冷战遗产”的安全问题需要新思维，完全可以采用地区主义的方式。东亚缺少地区安全机制，还非一个安全共同体。在目前流行于全地区的几乎一律的现实主义思维和政策取向下，东亚地区实际上处在人为的现实主义“安全困境”中。若要避免东亚未来的冲突，现在能做的事情不是加剧这种现实主义的对抗，而是寻求替代现实主义的新思维模式并付诸实践：一种地区性的安全方案，预防冲突，从而规范和约束其中所有的国家行为，并有助于对付非传统安全问题，确保地区长期稳定。

\,tn-`s)Ol-W0本文试论东亚的货币地区主义、社会地区主义和安全地区主义。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深化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认识，而且是为了探讨东亚国际关系变革的思路。齐鲁公社i#DySt&u

东亚货币地区主义齐鲁公社0bn X`'~~hQ

&c8}6aN$S _;U0 齐鲁公社q4gb(L O Mz

D-S'Q?&m|0Vw2r J0东亚新地区主义之“新”的一个方面是货币地区主义。针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实践与发展趋势，欧美一些著名的地区主义研究学者分别提出“货币地区主义”（monetary regionalism）[②]的理论。东亚仍然存在着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危险，货币地区主义论对东亚规避未来的金融危机以及加强东亚全面合作具有关键的意义。齐鲁公社3Z2M#q[ q0S(R

[g0WJX0}0]DH0一般地，许多人简单地认为，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利，对地区合作有助。其实，地区相互依存或者地区化并不等于地区主义。这是两个概念。[③]。东亚经济已经相互联系、密切互动，但是，东亚国家之间却缺少如何管理、调节、控制这种相互依存的机制、制度、规则。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地区货币合作进程启动，但进展仍然有限，而且，由于金融危机已过，多数东亚国家把重点又转向贸易问题（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缺少地区框架的东亚相互依存仍然不能很好地防范下一场金融危机。齐鲁公社qvs-?X fxt9iwW

德国学者笛特尔（Heribert Dieter）最早提出“货币地区主义”的概念。[④]他认为，金融危机后，东盟与中日韩之间最终想建立的是它们自己的地区清算基金，因为这样的基金可以成为东亚地区自己的紧急金融贷款。一旦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东亚国家用不着去舍近求远前往华盛顿求助，而只要相互帮助就可以了。齐鲁公社Am0X!x+^X,To

然而，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13个东亚国家决定建立的其实不是笛特尔所说的清算基金，而不过是一个地区货币互换的初步安排而已。这一货币互换安排的目标是建立东亚地区各国之间货币互换和回购双边条约为基础的地区金融合作网，以此保护货币免遭投机性的攻击。按照货币地区主义的笛特尔设计，清迈计划是个良好的开端，应该是东亚走向货币整合的第一步，因为这样的第一步有可能导致东亚出现货币联盟。

但是，现实是，清迈计划只是向东亚地区货币合作迈出的很小一步，它并没有设计走向货币联盟的目标。在目前的阶段，东亚还不可能具有任何官方的或者准官方的货币合作目标。包括清迈计划，难以确定东亚货币合作的一致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东亚货币合作只停留在这里不能往前走了。这个计划与原来设想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有很大不同。清迈计划不是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而是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效补充，而且东亚国家一旦发生危机还得往华盛顿跑。这是因为日本不愿意得罪美国。清迈计划规定，东亚国家货币双边协定的实行需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国家需要提取其在日本中央银行的超过10%的贷款，它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所以，清迈计划只限于小额信贷，还不是地区清算基金。正因为清迈计划的这种有限性，有的美国学者认为，这样的计划不但没有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反而有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应该支持这样一个旨在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补充的，或者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兼容的清迈计划。[⑤]齐鲁公社wq De \^6BY

|~6Rnt4D.n j0笛特尔认为，21世纪的地区主义之所以不同于20世纪的地区主义，就在于货币地区主义。所谓货币地区主义就是预防与保护各国不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地区主义。也就是说，货币地区主义的根本目标是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或者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通过地区联合的力量，能有效地稳定地区货币局势。为此，他提出了关于金融地区主义的一个理论。认为东亚是世界上最可能实现货币地区主义的地区。[⑥]齐鲁公社v``}g

以欧洲为对象的传统地区主义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不断完善，世界范围内已经把这种理论提出的地区经济整合（一体化）“五阶段论”当作是任何地区整合不可逾越的阶段。1961年，经济学家巴拉萨（Bela Balassa）提出，地区整合应该按照以下5个步骤进行：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与货币联盟、政治联盟。[⑦]

这个理论显然是依据欧洲地区整合的目标与实践为基础的。其提出的背景是：国际贸易的关税壁垒仍然很高，关税非常重要，而跨国资本流动则并不重要；多数国家使用资本控制维持固定汇率制；贸易整合是各国经济的重要目标，以便增强国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但是，今天的世界经济不同于40多年前。关税的作用下降了，跨国资本量流动巨大，贸易的地位下降，而金融的地位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地区整合也从最初的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发展到货币联盟，地区货币合作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内容。

JBmMJ\0笛特尔与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海冈特合作，提出一种新地区主义理论来修正或者取代上述传统地区主义理论。这就是货币地区主义为基础的地区主义理论，而东亚可能成为这种新理论的受益者。他们提出分四个阶段实现地区货币整合：[⑧]齐鲁公社#G7r#m9|8@gy

● 地区清算基金（Regional Liquidity Fund）。这是一个地区货币安全网络，参加这个网络的国家把自己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拿出来放到清算基金中。在货币危机下，各国中央银行不仅可以使用自己的外汇储备，而且还可以通过清算基金使用别的国家的外汇储备。从技术上讲，此种清算基金是一种货币互换协定。设立地区中央银行论坛，成立地区货币合作委员会。除公共的地区货币基金外，考虑建立私人清算基金。资本控制仍然是需要的。联合监管货币与财政政策，特别是对金融市场进行联合监管。齐鲁公社3AC*o3a4L(N*R)BY(G.?

ld7o2S/~}\n0● 地区货币体系（Regional Monetary System）。通过合适的地区汇率安排来稳定参加国家的宏观经济。参加国家之间的货币汇率非永久固定的，而是可以调整的。在这个阶段，要召开地区货币委员会会议，扩大地区清算基金。促进地区贸易合作，加快贸易自由化与便捷化。协调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和财政政策。

● 经济与货币联盟。各国汇率之间的长期固定化，创设地区单一货币（Regional Single Currency）。地区性的政治机构、制度框架要建立起来，特别是地区中央银行。逐步放松资本控制，设立关税同盟。

f/jv8hzC^0● 政治联盟（Political Union）。建立政治联盟，设立一些超国家的地区机构以及规定其职能。

:f]3b,L5ZDt0欧洲地区主义学者把最后的国家之间的联盟、融合当作是地区合作的最高目标，因为那样不仅可以共同面对金融危机（货币地区主义认为货币合作可以有效抵御金融危机），而且可以获得在克服了巨大的政治障碍后的“地区独立”（regional independence）[⑨]。显然，笛特尔与海冈特对地区整合的传统理论进行了非常大的修正。

东亚确实可以按照货币地区主义的思路展开其新地区主义。金融危机期间诞生的东亚货币地区主义应该咬定预防下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为主攻目标，也是最低、最切实、最能为有关国家继续感兴趣的目标。当前的东亚，金融危机仍然是现实的潜在危险，各国内部都存在着宏观经济问题，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经济恢复情况并不平衡，东亚国家汇率之间缺少有效协调，现有的货币互换协定只具有象征性，而非实质性。在这些情况下，把货币合作提高到货币地区主义的高度，有助于明确东亚货币合作的目标。齐鲁公社 @9_?9U-?6`!p7B.I%g

东亚可以在货币地区主义的思路上确立和执行地区货币合作的目标。在很短的时间让东亚货币合作发展到相对高的水平，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也不能把东亚货币合作进程规划得太长。东亚内部的差异性、顽固的政治障碍等固然是不利因素，但是，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有利因素也不少。东亚可以从欧洲货币合作中汲取许多经验与教训。从1960年卢森堡首相沃纳（Pierre Werner）提出建立货币联盟的报告到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成立，不到20年；从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到1999年欧元诞生，欧洲货币联盟用了也不过20年。[⑩]亚洲货币合作从金融危机开始，具有迫切性，大家都在大海的一条船上，不合作没有出路，唯一需要加强的是共同危机感与意志联盟。现在要达成的一致也许是，不要用欧洲那样的40年，比如用20年，能否实现同样的货币统一的目标？

地区统一货币是东亚货币主义的根本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则可以多种多样。这里笔者提出自己对东亚货币合作的若干建议：

&P @_m4d sQ0● 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首先在地区范围内讨论，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要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挂钩，作为推动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契机。

● 整合现有的东亚货币合作机制。清迈计划等可以成为地区货币合作的基础。齐鲁公社)w)w-C\*V?en

● 重新讨论“亚洲货币基金”的概念。走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误区，建立在功能与性质上不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是一个地区货币合作机构，它不应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作用的补充，更不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而是与其平行。齐鲁公社2z yY-Jb(l

● 以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为基础，首先建立“东亚货币体系”（EAMS）。类似于欧洲货币体系，在现有东亚13国中央银行行长与财政部长会议的基础上全面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考虑创建“东亚合作银行”，作为未来东亚中央银行的雏形。齐鲁公社*e r4q`!A#XS1j OU

● 在局部范围内实现东亚小规模的货币统一。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可以实现货币统一（名称可为“华元”）；东盟也可考虑在自由贸易区（AFTA）基础上的汇率机制和统一货币（“东盟元”）。依靠华元与东盟元，甚至韩元为基础推出“亚元”。中国海峡两岸三地、东盟、韩国，可能会成为亚元的第一批国家。亚元可能与日元并存。亚元的出现将极大地促进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齐鲁公社3Gj1wWSm

h.b&aM9@0东亚社会地区主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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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ue0M3e1`(c0SARS在东亚地区爆发后，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也受到了影响。对东亚地区主义来说，SARS风暴的教训是，东亚地区主义缺乏其应有的社会方面，东亚合作的社会方面应该得到加强。

^0^,N(?(S'h[9Z0一般地说，出于所谓竞争力的考虑，发展中国家对多边合作中的社会方面条款极为反感。这点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表现明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东亚合作中可以根本忽视社会因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区合作具有排斥社会因素（劳工和环境标准）的内在特性吗？如何给现存的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注入非常必需的社会因素？齐鲁公社V,So,bR

:r^h(@#s~;x0欧洲联合从一开始就很重视社会合作。重视地区合作的社会方面是欧洲地区主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以外的地区主义，却几乎都忽视地区合作的社会方面。然而，作为具有典型东亚地区性的SARS风暴告诉我们，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区合作，同样不能忽视社会合作；不搞地区社会合作，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地区经济合作不能持久，甚至孕育着经济合作中的危险。齐鲁公社 k@ |~| EAvnl7j

任何成功的地区主义计划不能只集中在经济方面，而必须同时考虑到与经济合作同等重要的社会合作。在推动各国经济之间的整合的同时注意合作解决地区范围内的社会问题，推出与经济整合相配套的地区社会政策，是欧洲联合的一条重要经验。如同我们多次强调的那样，东亚新地区主义的“新”应该体现在它没有漠视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社会方面。东亚在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跨国疫病接二连三的重大打击下搞地区主义，如果不谈地区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那么，这样的地区主义实际上没有多少新东西。东亚如果不能在社会方面的合作有重大进展，这个地区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区。为了使东亚地区主义具有新内容，我们特别提出研究东亚社会地区主义的任务。齐鲁公社'tl,N+b,f#UJ%N5l)B

东亚发展中国家，社会，尤其是作为经济发展支柱的公共健康体系（涉及到廉价质优的劳动力可持续供给问题），是欠发达的，有效的地区卫生合作机制更谈不上。唯一的例外是最近这两年的跨国疫病盛行使得东亚国家之间开展了一些应急性的卫生合作。如举行中国东盟预防SARS紧急高峰会议、东盟加中日韩的卫生部长会议，东亚范围内联合监控疫情、在国际机场采取共同性的协调行动控制疫病的传染途径、举行地区范围的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对疫病的分享信息、共同研究等。齐鲁公社M9k"LpsR

欧洲地区主义是一种社会地区主义。因为欧洲联盟范围内具有收入（资源）再分配的机制与政策，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政策已经延伸到地区。欧洲联盟作为地区一级，不仅具有共同的经济政策（关税、财政、市场、农业、货币），而且具有共同的社会政策。欧盟是当今世界唯一拥有全面的社会政策功能的地区，而其它地区合作（如发展中世界的主要地区合作——南方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共同体、东盟）则缺少社会方面的合作。[12]可以说，如同经济合作一样，在地区社会合作上，欧盟也为世界其它地区提供了模式。

社会地区主义（social regionalism）应该是地区主义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的地区主义理论只是一个经济—政治理论，即地区整合从经济整合一直发展到政治整合，但新地区主义理论也重视地区整合的社会方面。这里，笔者把社会地区主义定义为：主权国家之间在地区范围的密切社会合作，目的是通过国家的联合力量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单个国家不足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政策目标，而在社会地区化的情况下，社会政策必须扩大到地区范围。齐鲁公社#Z0W*|9i%JS_4g

在诸如东亚这样向来缺少地区性的社会政策、而同时又在不断遭受社会打击的地区，社会地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具有迫切性。其目标主要有二：第一，预防和降低来自不断加强的全球市场力量对社会领域的冲击、影响，增强在联合国等各种全球性论坛中的声音。第二，通过地区范围内政府间协定，尽可能地把原来在国家范围的社会政策、社会福利适当地延伸到地区范围，促进地区间资源的合理再分配（也是其中的发达国家、大国的地区责任），在就业、教育、卫生、环境、缓解贫困等社会领域实现地区相互协调，以便促进地区社会发展。

7HJ)F.qk0YIv!s#}0今天的一个现实是，不是政府（公共领域的传统代表）而是一系列的私有部门提供着社会性的健康、教育和社会保护服务。然而，这种私有化的社会服务毕竟达不到上述两个目标，无法降低、减缓全球化市场力量的冲击、无法做到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协调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使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教育产业化使许多青少年接受不到良好的基本教育。齐鲁公社3~5DM_ EXHKX

在地区水平上，如同在国家水平上一样，应该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其具体体现为一系列的地区公益（public goods）。传统上，国家范围内的公益由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提供。原则上，地区公益也应有联合起来的政府提供。当然，由于参与地区化的行为体不再是单纯的国家，而包括了许多非国家行为体，理论上，地区公益的提供者也不再限于政府。

px\xL{.p6N0从东亚的实际情况来看，之所以当经济、社会风暴来临，这个地区受到重创，原因是该地区根本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地区公益，无法在地区范围内应付危机。摆在东亚面前的迫切课题是如何建立地区公益。以SARS危机为例，如果东亚地区存在跨国疫病的监测、控制、协调、预防、研究系统，这次疫病就不可能横扫大半个东亚地区。地区性的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就属于地区公益范畴的设施。齐鲁公社)V(n!yjOBD,{&G#c

从建设地区公益的入手发展社会地区主义是一个正确的思路。一些非政府行为体在提供地区公益上的作用不能忽视。为此，东亚地区可以做许多事情。例如：

● 设立政府支持的东亚地区社会论坛，讨论东亚地区社会政策的协调与地区社会发展问题。齐鲁公社k;Oro*e q}j

● 在东亚10加3框架下成立“东亚社会发展基金”。这个基金应区别于亚洲开发银行当前在社会发展领域所做的工作。该基金主要应由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提供，但也要向全世界开放，其中，通过亚欧会议，重视地区社会政策的欧洲联盟可以在东亚地区社会发展中发挥很大作用。中国在SARS期间承诺建立的预防、控制SARS的东亚基金应该成为东亚地区社会发展基金的一个良好起点。

^7cHet;d7X0● 建立正式的地区社会与劳工调节机制，诸如强迫使用童工（特别是在边界地区和跨国经济“增长三角”地带）应受到这个共同规则的制约。

● 以联合防治SARS为契机，开展更深入、广泛的地区卫生合作。可考虑设立“10加3”卫生部长委员会或者东亚地区健康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考虑东亚范围的地区卫生合作。

(QH:rWrKN0● 地区教育合作。以现在的东盟大学网络（ASEAN University Network）为基础，建立东亚地区大学网络，作为该地区最重要的知识公益设施。该网络促进东亚大学在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广泛合作、相互承认学历与学位、开设东亚研究课程，提高东亚地区的知识化水平。齐鲁公社9E&ALD0\8l

$N)v,z5a&W$N3C0● 促进公民社会在地区范围的发展，地区意识最容易在公民社会中产生，而公民社会则加强地区认同。应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的积极作用。齐鲁公社hq1{:`5E(J4z

●借鉴欧洲的社会地区主义经验。固然东亚不可能照搬欧洲模式，但却可以学习社会地区主义的精义。不仅如此，从地区间关系来看，欧洲联盟实际上与东亚有着多方面的联系。除了10加3，欧洲联盟与东盟有着固定的关系，当然有些关系不是直接的。齐鲁公社 `2b+\2N y+{O%{-F

新地区主义的“新”就在于它的社会负责性，即对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的承诺。我们有必要从社会的角度建构东亚新地区主义，把东亚建成社会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并列）。东亚地区合作不能仅仅是经济合作与安全，必须包括广泛的社会合作。社会合作不够的东亚合作只能使这样的地区主义工程限于东亚上层，而不能把合作延伸到下层。只在市场主义下的东亚地区整合先天不足，甚至没有前途。地区社会合作有助于加强普遍的地区认同。东亚整合的根本目的是再造区域性公共结构，并与全球、国家以及地方的公共性相结合。

.{(a2}.n,C0社会地区主义应该与经济地区主义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东亚“10加3”合作框架已经涉及到社会合作问题。东亚国家领导人1999年《关于东亚合作的联合宣言》（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中就确认了一些地区社会合作的领域。在2002年的“10加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召开跨国犯罪部长会议的建议，日本提出了东亚发展倡议（Initiative for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IDEA)），东亚展望集团（East Asia Vision Group）和东亚研究集团（East Asia Study Group）则提出了促进东亚合作的许多具体措施。召开东亚高峰会议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的目标提出来了。在这些东亚合作动议中，虽然经济合作仍旧是主体，但是，与社会合作相关的人力资源开发等也开始受到重视。应该说，这为东亚社会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前，东亚应该以卫生合作为重点，制定东亚社会合作战略，开展东亚地区社会领域的全面合作，为东亚深入一体化——地区范围内社会政策的协调，甚至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创造社会基础。齐鲁公社 Brr;IT%lsw5| I1U

设立东亚社会发展基金，多方筹措资金来源。这个基金主要靠东亚地区的发达国家、相对发达的国家提供。以下几个资金渠道也是可以考虑的：（1）东亚一些提供对外援助的大国（日本、韩国、中国），尽可能地把对外援助的重点转向社会发展领域，同时，考虑把现有一部分对东亚地区不发达、贫困国家的双边援助改为在东亚框架下的多边援助。（2）东亚合作机制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本地区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引导这些国际经济机构从地区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其援助计划。（3）通过亚欧会议和“10加3”机制，充分借鉴欧洲联盟的地区社会政策、社会发展经验，让欧洲联盟在东亚地区社会发展中发挥典范、主要援助提供者的作用。（4）鼓励私人部门对东亚社会发展的投资。

.V B/v:La&b"w kq9m0东亚安全地区主义

c9N.vV&S6EUZ0安全是发展、繁荣的最基本前提条件。根据欧洲的经验，地区主义是达致地区安全的一个方法。安全是地区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在观察欧洲国家联合的基础上，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最早提出“安全共同体”[13]的概念。所谓安全共同体指的是一组国家分享着相互依存的和平变革（peaceful change）之预期，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上，从此排除了使用武力解决分歧的可能性。[14]

7Y&W ~6Z"I(`NhV0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经济高速成长，地区经济合作不断出现新的形式。美国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亚太地区越来越成为美国的一个全球战略中心。与此同时，地区“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和“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的概念由该地区半官方机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提出，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的安全政策明确以“安全地区主义”（security regionalism）为指导。1996年以前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和1999年东帝汶事件以前的霍华德政府，基本上把“安全地区主义”当作是该国安全政策的焦点。[15]齐鲁公社 R&`:CFm,W6_

本文的“安全地区主义”指的不是一个国家奉行的对外安全战略，而是指处理地区范围内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它是地区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地区主义和社会地区主义同样，东亚地区主义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安全地区主义。一个国家可以从安全地区主义的角度制订和执行对外安全政策，一个地区也可以以安全地区主义来重新塑造复杂的安全关系。

$kJ3n(\`[c'k,@0在东亚地区，关于国际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思考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力量平衡、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学说。“这是一个俾斯麦和19世纪欧洲那样的世界”。[16]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地区安全当然越来越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实上，亚太地区，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从东亚到南亚，存在着一系列久而不决的传统安全“热点”问题。沿着正统的现实主义思维，继续玩弄权力平衡，东亚地区也许可以维持某种危险的平衡，但地区是分裂的、缺少安全感的。齐鲁公社FS!NrtC7n*A

8M.Vd[~m9A o0替代力量平衡学说的方案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地区主义——以“安全合作”为基本精神的地区安全安排。[17]

.N;~] MQ#}k5n0从地区安全的角度看，东亚地区当前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安全危机。危机是由于以下一些变化引起的：除美国布什政府在安全上加强与东亚地区的军事联盟外，日本寻求某种形式的“再武装”，特别是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朝鲜核问题，以及连带可能产生的东亚“有核化”趋势，以及一系列核扩散；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推动的台湾事实独立运动；自东帝汶危机以来，澳大利亚逐步放弃了与亚太地区“接触”（交往）的安全政策，而转趋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对付地区安全威胁。齐鲁公社6U Ink[)~ hG,M

RPzd U3Et2ET v0在东亚安全问题上，有关各国的利益当然不尽一致，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别还很大。如果继续按照权力均衡的思路办事，东亚将不可能出现“地区安全”，只能是地区冲突。然而，若采取安全地区主义的方法，即不是以武力威胁和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而是靠地区安全合作，直至建立起地区安全结构，来克服安全危机。应该说，安全地区主义符合东亚各国的根本利益。

e-T(ib9Z0● 安全地区主义强调东亚各国不再彼此发生武力冲突。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再与别的国家发生武力冲突，除了自卫，日本不再诉诸武力解决与别的国家的争端。但今天，日本却在所谓“正常国家”的范式下试图突破其宪法限制而重新武装。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将不利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和平变革。齐鲁公社9?`"Cc]

br)T&?Z*E3mP0● 安全地区主义强调依靠地区集体努力解决东亚的各种安全问题。齐鲁公社 zn,IUUB#c*S@;H#e

BBfZa8e'TRg0● 安全地区主义强调各国之间在安全上建立互信，在安全问题上形成地区集体认同。齐鲁公社V AW,h:d5|

1y!I;Ku7X4ib4zk4U0● 利用当前解决朝核武问题的多边会谈机制，探索未来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某种雏形。朝鲜应该尽早融入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互动中。东亚“10加3”框架应该在朝鲜核武问题上发挥某种建设性的作用，从而尽可能地在该安全危机的解决中加入更多的地区因素。齐鲁公社Gq*X"v2C@*L%Y

● 安全地区主义强调联合国及其精神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的作用。各国应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贡献。齐鲁公社&W)p"Ap{1s E ]

● 安全地区主义强调东亚和平的能源基础，逐步建立起地区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合作结构。朝鲜核危机不管如何发展，朝鲜半岛的能源供应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俄罗斯已成为中、日、韩三大工业化国家的主要能源供应国，俄罗斯在未来东亚安全结构中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齐鲁公社-A [FF(Bk

● 安全地区主义强调东亚合作的根本目标是形成一个持久、稳固的安全共同体。

t2@`Z-L nPL0 齐鲁公社W0qz IoG_

4m0V&nJ6X$G0结论齐鲁公社o-QqGo2g^M-?

g![Ndv)h)d0 齐鲁公社*E3WE'mi-V

T p)~#zfX0危机和转变是紧密相联的。新地区主义是克服东亚一系列危机的一个根本方案。

*FJp0{lC#p0东亚正在发展中的货币地区主义，需要强调的社会地区主义和刚显现的安全地区主义，是东亚新地区主义最重要的特点。东亚新地区主义当然不限于货币、社会和安全三方面，但这三方面的浮现，无论其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在重大的地区危机之后，这本身就说明本地区各国已经开始从最重要却最薄弱的地区方面汲取教训，转变思维方式和对外政策方向。这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个积极发展。不过，东亚现在的地区主义理论和实践都还是就事论事的、利害权衡的、缺少远虑的。各国构思的地区主义思路不尽相同，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各种版本的“地区主义之间的冲突”。

东亚三大危机之后，地区主义的理论应进一步转化成地区主义的实践。各国不仅应把地区主义思维方式融入对外政策中，而且应该塑造一种分享性的地区主义，形成一种为各国共同所有的东亚地区公共结构，共同推动东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安全地区，以强大的集体力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齐鲁公社K7xm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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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oce}E&Q2y0[①] “国际转变”是一个重大的但缺少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问题，有关的研究加拿大学者比较重视。见K.J. Holsti,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u Institute of Global Issu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orking Paper, No. 26, December 1998, See http://www.iir.ubc.ca/pdffiles/webwp26.pdf. 该文正式发表在Kalevi Holsti,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ale H. Ferguson and R. J. Barry Jones (eds.), Political Space: Frontiers of Change and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p. 23-44.关于欧元在“国际转变”中作用，见另一位加拿大学者的文章，David Long, “The Euro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Russia Working Papers,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Russian Studies, Carleton University, Ottawa, Canada, Vol. 1, No.2, 2001.齐鲁公社}~.wPi?

[②] 有论者也用“金融地区主义”（financial regionalism）的概念。

9N^\O.W0[③] 庞中英：《地区性、地区化和地区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齐鲁公社vQa ^7i3Om j

0M0].@o?,K gw0[④] 笛特尔的“货币地区主义”概念首先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与《金融时报》上（Heribert Deter and Richard Higgot, “The New Monetary Regionalism: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aucus Takes Shape ”, Financail Times, August 12, 2000 and Heribert Dieter, “Asia’s Monetary Regionali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6, 2000）。

[⑤] Randall Henning, East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ctober 2002. See http://us.f1.yahoofs.com/users/3a49886a/bc/East+Asia/financial+regionalism.pdf?bcHvOd.Ag3CAYWAF.齐鲁公社7eP(j3Fwm8q%c

[⑥] Heribert Dieter, “Monetary Regionalism: Regional Integration without Financial Crises”, CSG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Warwick, No. 52/2000. 齐鲁公社}.n/B#^ NaN@/P

[⑦] Bela Balla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Irwin, 1961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eds), A New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2,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7, pp. 43-47.

[⑧] Heribert Dieter and Richard Higgott, “Exploring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From trade to finance in Asian co-operation”, CSGR Working Paper No. 89/2002.

[⑨] Heribert Dieter and Richard Higgott, “Exploring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From trade to finance in Asian co-operation”, CSGR Working Paper No. 89/2002.

[⑩] Wolfgang Moellers, “Can East Asia have its own euro?”, Straits Times, August 27, 2002.

[11] 庞中英：《社会地区主义：东亚从SARS风暴中能学习到什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03年第3期。

:L*g5M9I`4z1e+p0[12] Bob Deaco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Regionalism: A Constructive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Project Report for Innovations Fund of the United Kingdom’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June 2001.齐鲁公社"]M2@VS^F-fJ

/VaY~9F7[Q0[13] 又译为“安全社区”。

[14] 转引自Dennis C. Blair （美军前太平洋军区司令）and John T. Hanley Jr, “From wheels to webs: Reconstruct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4:1, p.8.

XUOS$sc0[15] Derek McDougall, “Australia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regionalism: From Hawke and Keating to Howard”, Singapor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ume 23, Number 1, April 2001, pp. 81-100.齐鲁公社r)uV0O)y

Nk$|W$G6uX$Or_ \0[16] Dennis C. Blair and John T. Hanley Jr, “From wheels to webs: Reconstruct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4:1, p. 8

[17] 冷战后亚太地区半官方的安全对话中使用的“合作安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合作安全”不等于“安全合作”。安全合作是一个地区主义的概念，它打破了现实主义思维框架而追求建立地区安全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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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9Eh"D.LL[0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如果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齐鲁公社)TcZ-f9W*NNQ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