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一体化的若干理论阐释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8-22 12:16:29 / 个人分类：国关理论
地区一体化的若干理论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高 华
【内容提要】本文论证了研究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性，简要地概述和评论了有关地区一体化的几种理论和流派的观点。其中包括：地区与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联邦主义、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文章指出，每种理论和流派都反映了当今地区一体化的部分现实，但也都有其自身理论范式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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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界，以往鲜见使用“地区主义” 的称谓，至今国内的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是“地区一体化”、“地区经济（或政治安全）合作”、“世界经济中的集团化或区域化” 这样一些概念表述同一现象。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加深，尤其是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之后， “地区主义” 一词才逐渐被从欧美文献中移植到中国学术界。近年来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期刊和论文中，开始出现“地区主义” 的字样。[1] 界定“地区一体化”与“地区主义” 的区别与联系，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为了叙述方便起见，特此说明本文中无论使用“地区一体化” 还是使用“地区主义”，均指同一概念。齐鲁公社w xv%q?je
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与兴盛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近些年来中国政界、外交界和学术界之所以开始重视研究地区一体化理论、坚决支持和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是由于时势使然。地区主义向上影响到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秩序的构建，向下与国家以及企业、利益团体、社会运动等非国家或次国家角色紧密相联，因而是在外交与国家间关系、地区事务与世界体系、全球社会等多种层面上塑造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结构特征的主要力量之一。地区主义的普遍发展突出了地区因素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中的重要性，全球化与地区主义、地区间关系与大国关系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正在出现的国际政治经济整体结构体系。[2] “地区和地区主义可以充当一种透镜，世界政治的核心事务由此折射出来并得到了特殊的塑造”[3] 。
K c&g$P3K`M0首先，地区主义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地区主义为国际关系增添了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新的结构层面与脉络。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地区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对国家、国家间关系和全球范畴中的互动产生影响，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单位，也不作为一个自变量存在并发挥国际作用。如今尽管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塑造能力不断增强，但在地区主义的作用下，国际事务越来越具有了地区的属性，受到地区结构与特征的制约。地区战略、地区角色、地区相互作用与地区方式已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构成了国际关系分析的基本话语与范式的一部分。第二，地区主义同全球化一样也是一柄双刃剑，有着正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一方面，地区主义能够推动地区新秩序以及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并对它们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考克斯(Robert Cox)指出，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是三种力量的结合：权力的分配、制度的作用、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与意识形态。[4] 如果这些力量是一致的和相互适合的，就会存在一个稳定有力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地区主义对未来的地区秩序也有着破坏作用。地区主义对地区秩序的构建的积极意义是以地区的整体观念为基础的，如果在地区内建立由部分国家参与的具有排他性或针对某个（某些）地区内国家的多边合作或次地区合作，则会使地区陷于分裂，导致地区内关系的不和与紧张，破坏地区一体化的进程。第三，地区主义有助于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并对许多冲突进行控制和管理。地区主义在安全范畴上的意义是能够通过机制的建设增加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和平解决争端，规制地区内和外部大国的行为规范，从而逐步培育出一种“安全地区主义”[5] 的观念与制度，降低“安全困境” 的缠绕，并推动一个新的多边的地区安全架构的确立。在这种对安全影响的框架下，地区主义对缓和或解决地区内国家间、国家内部的冲突有着程度不同的作用。一般来讲，地区主义对解决这些冲突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它的影响是与民族国家的自助、地区和全球力量的平衡、同地区外力量的结盟和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等其他途径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来的。[6]齐鲁公社MNy#Tm#f%R}
其次，地区主义是多边主义的必要补充，地区主义是多边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一种多边主义的形式，地区主义信奉的是地区或次地区整体观念与合作观念，不断培植出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区集体认同和组织认同，能够提供整合地区内所固有的各种分裂、隔阂现象的动力。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的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多个国家之间可以在各种功能领域里合作。一开始，这种多边合作出现在那些容易合作的领域，后来逐步上升到难度较大的涉及国家主权的让渡与共享领域的合作。[7] 如果地区一体化能够建立在本地区对开放经济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它就有利于通过政治机器来解决与深层次一体化相关的政治问题，从而进一步推进经济自由化。
再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亚洲地区强国，在地区主义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重要战略选择的今天，地区主义的战略理应成为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责任、发挥全球政治大国作用的重要选择，推动和建构亚洲地区主义是中国在新的世纪实现自己的大国责任的核心。具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纷纷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与世界地区主义新浪潮相对应，地区主义才纳入中国政府的战略选择视野，中国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及政策取向在1997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从1997年前后开始积极参与地区主义。这是因为，第一，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互为补充的趋势，反映了冷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所以，中国应该既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在推进地区合作方面也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为此，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首脑会议，支持东盟倡议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支持东盟的许多经济合作倡议，支持东盟地区论坛的安全对话与磋商。在2001年10月举行的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朱基总理与东盟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此外，中国积极推进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并参加了曼谷协定。上海合作组织” 作为第一个在中国诞生并由中国作为重要创始者的国际组织，是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提高的突出体现。第二，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政府政策的转变起了直接的作用。经过围绕着港币的攻防战，经济安全保障作为新的安全保障概念而得到领导层的认可。连锁反应式的货币金融危机再一次表明了东亚地区的命运密切相关的现实，提高了中国的东亚地区归属意识，从而以亚洲认同的建构为依托推动亚洲地区主义的建设。中国积极推进地区主义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有了参与地区合作多边框架的自信。自从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人民币没有贬值，这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称赞，中国已具备了向国际社会负责的个性。
目前国际上有关地区一体化的学派林立，视角不同，观点各异，构建了一些颇具解释力的 “理论岛”。囿于篇幅，本文只能筛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择要予以介绍，使读者管窥一斑。由于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时期不同，所以在概述时必然要涉及到各个时期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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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一 ：地区与地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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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谓地区
“地区” 的概念是地区分析中最基本的概念。识别地区的主要任务是从不同的方面对一个特定的地区构成一个明显实体的程度作出判断。国际关系学者对地区的分类与界定很多。目前国际政治理论中具有代表性并被广为引用的一些有关“地区” 的定义如下。
很多理论家同意约瑟夫· 奈(Joseph S. Nye)提出的关于地区的最起码的概念：“一个国际性地区就是 “由一种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性联结到一起的有限数量的国家”。[8] 这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所习以为常的定义。
卡尔· 多伊奇(Karl W．Deutsch)把一个地区界定为在广泛的不同层面有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组国家。这种相互依存模型经常但并非永远是经由区分不同国家集团的经济、政治交易及社会交流模式来显示的。[9]
布鲁斯·M·拉西特（Bruce Russett）在《国际地区与国际体系：一项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一书中，对地区观念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提出了用物种不同的方式划分每一类地区的五条明确标准：（1）社会和文化相似的地区，即地区的组成国家在内部属性方面类似；（2）国家的政治态度或对外行为相似的地区，其判断根据是各国政府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3）政治上相互依赖的地区，各国通过超国家的或者政府间的政治制度网而联系在一起；（4）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地区，地区内部贸易作为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5）地理上接近的地区。[10]
L·J·坎托里( L.J.Cantori )和S·L· 斯皮格尔(S.L.Spiegal)在《地区国际政治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基于地理、历史社会背景、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原则认定了十五个明显有别的政治地区，并称之为 “次体系”(subordinate system)。他们将“地区”界定为：包含一个、两个或更多的互动的国家，这些国家享有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联系，它们的认同感有时通过对体系外部国家的行动和态度而增加。[11]
威廉·R·汤姆逊( Willian R Thompson )试图将地区的概念标准化，他提出区分地区体系的21种属性，由此得出地区或次地区体系存在的四种必要条件：（1）行为体的关系或互动模式体现了某种规制( regularity )和密集( intensity)的特定程度，以至次体系中的某一点的变化会影响其他点的变化：（2）各个行为体一般是相临近( proximate )的；（3）内部和外部观察者和行为体承认该次体系是一个明显的区域或“行动舞台”；（4）该次体系逻辑上包括至少两个或可能更多的行为体。[12]
瑞典学者赫特(Hettne)和索特伯姆(Soderbaum)对系统论的定义加以扩展，提出了广义的开放性的“地区” 定义，认为应超越国家中心观，重点研究“地区性” 问题。他们把“地区性( regionness)” 分为五个递进的层次：地区区域——地区复合体——地区社会——地区共同体——地区国家，从而为建立相对独立的新地区主义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13]
中国学者庞中英博士则吸收了赫特和索特伯姆的定义方法，独具创意地提出地区“是一个多种共同因素塑造出来的有着地缘色彩的国际政治经济概念，……是国际体系中现实存在的和正在出现的一种以经济合作和解决共同问题（如市场、发展、安全和生态）为中心的区域性次级国际体系。”[14]
中国学者肖欢容博士认为，“国际关系地区主义中的地区是指根据内聚力（同质的程度）、交往（互动的程度）、权力的层次（权力的分配）或各种关系的结构（合作的程度和紧张的烈度）等一个或多个因素划分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空间。”[15]
上述学者虽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地区” 加以定义，但是总的说来，地区主义中的地区体现出如下特点：（1）强调国家之间的互动，越来越远离“地理区域” 的原始含义，而更多的是对一种介于个别国家和全球整体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进行研究。（2）将地区作为一种功能单位的观念日益突出。（3）地区的政治观念建构越来越重要。建构主义强调一个地区应该由一些共有一种认同感的国家组成，而不管它们的地理位置如何。
2、对地区主义的界定
“地区主义” 的产生究竟应当从什么时间算起？目前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地区主义“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的世界历史上，并没有过这种现象；”[16] “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地区主义尚未进入国际关系的语境。”[17] 但也有其它的不同观点，如美国国际经济学界有人以国际贸易为中心研究新地区主义时提出：“最初的地区主义事件发生于19世纪的后半期，并且主要是一种欧洲现象。”[18] 还有人在研究东亚的地区主义时提到，东亚地区曾经有三个传统体系：一是儒家体系，二是“门户开放政策”，三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并把它们定性为“强加的地区主义”典型。[19] 此外，不少著述在讨论地区主义的功能时经常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分裂为以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互相排斥的集团的历史为例，说明地区主义至少在那时就发生了。
有关“地区主义” 的定义，更是纷繁复杂，争议颇多。国际经济学中最流行的定义是：地区主义就是：“单个的民族经济在制度上结合为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20] 对这种实际上是把地区主义等同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观点，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如：怀特瓦尔特(Wyatt-Walter)认为经济地区主义是“一种有意的政策，目的在于鼓励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而国际经济一体化则是上述政策的结果或“自然的”经济力量的产物。[21]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很多学者习惯或倾向于以国家出面建立正式的组织为标尺来定义地区主义。约瑟夫· 奈认为，地区主义是“地区基础上形成的组织”。[22] 英国学者路易斯·福西特(Louise Fawcett)将地区主义定义为“组建以地区为基础的国家间的集团”。[23] 此外，还有较为宽泛的一些定义，如：地区主义是“为了互赢，地理相近的国家、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机构所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持续合作”。[24]
中国学者何方先生认为，地区一体化一是指外部世界对某一地区的国家的松散联合、合作或国家结盟或高或低不同的一体化发展的一种称呼。二是指关于一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三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把自身的战略重点和国家利益重心置于其所处的地区，围绕着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推动该国所在地区的一体化和联合。最后，地区主义一词有时也指一国内部或跨越国境而实行的经济一体化和文化融合的小地区，它们对各国政府的离心倾向在增长，日益成为相对独立并直接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实体 [25]。
中国学者庞中英博士这样概括：“简而言之，地区主义就是以形成一个区域国际体系的广泛的国家间的区域合作运动。因此，它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26]
中国学者王学玉博士指出，地区主义，是地理位置相邻、有着较高程度的政治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许多共同特性的三个以上的民族—国家，基于增强各自的利益、管理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应对地区内外的各种共同挑战的需要，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或制度为机制，从地区整体性的角度出发寻求地区事务上的共识和共同安排的一种合作意愿与政策，并在此架构与秩序下处理相互关系的一种多边主义制度形式。[27]
中国学者肖欢容博士认为，地区主义总体上是一种强化各种联系的趋势。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多样化的共同特性，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强化共同特性的趋势。地区主义建构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是成员国共同意识的形成，其次是成员国的制度框架的形成，最后是成员国共同行为取向的形成。[28]
尽管目前“地区主义” 一词在理论和现实的使用中还显得模糊而混乱，然而上述学者对地区主义的界定却不乏一些共同点，即地区主义是一个过程、地区主义是多层次的、它是由参与的行为者特别是国家行为者自愿建构的。
值的注意的是，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角度来调整研究重心，而不再只是片面、孤立地单纯从地区主义背后的经济动力或政治动机与安全结构来研究地区主义。由此可以预见，未来的地区主义理论研究必然是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进行，除了国际经济学和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外，还将引入经济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宏观史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已经势在必行。
理论二 ：新地区主义
“新地区主义”是相对“旧地区主义” 而言。20世纪后期，地区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5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欧洲一体化问题引发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推动了地区主义的长足发展。此后，地区主义沉寂和停滞了一段时间，到80年代重新开始复兴，“地区主义又回来了” [29]。90年代的地区主义更是向深层次、多维度地发展。为了将80年代以来获得第二次发展的地区主义与以前的地区主义相区别，学术界称之为“新地区主义”。
1、新地区主义的概念
“新地区主义” 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宾州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诺曼·D·帕尔默在其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1991年）一书中提出的。此后，新地区主义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目前，对新地区主义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瑞典歌德堡大学教授伯恩·赫特(Bjourn Hettne)、纽约美国大学的詹姆斯·米特尔曼教授(James Mittelman)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安德鲁·赫里尔教授 (Andrew Hurrell)。
安德鲁· 赫里尔在《地区主义的理论视角》一文中提出了根据五种变量来理解当前的地区主义现象。他指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虽然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对地区主义的界定，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因此，他提出可以根据社会凝聚力（包括族性、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历史和共同的历史意识）、经济凝聚力（贸易模式、经济互补性）、政治凝聚力（制度类型、意识形态）和组织凝聚力（正式地区制度的存在）的程度高低来分析地区主义。[30] 根据这几项指标，赫里尔把地区主义分解成五个不同的范畴分别予以解释。第一，地区化。它是特定地区内社会一体化的成长，也是地区内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第二，地区意识与地区认同。它的形成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内部传统，包括共同文化、历史或宗教传统；二是外部威胁或挑战，包括外部安全威胁或文化挑战。第三，地区国家间合作。这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政府间合作，并不强调制度化。第四，国家推动的地区一体化。这即是通常意义上的地区一体化。它涉及一定的范围、深度、制度化和中央化。第五，地区内聚性。这指在前面四个阶段基础上有可能出现统一的地区单位。[31]
伯恩· 赫特把新地区主义界定为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在内的多层次的地区一体化进程。[32] 他更强调地区一体化的非经济层面，即政治与安全层面。与赫里尔不同之处在于，赫特提出了“地区融合度” 的观念来表示地区化的程度。[33] 地区融合度是地区内不同领域、不同水平的不同地区化过程加深，融合在一起导致地区凝聚力加深、地区特性的增长，类似于“国家性”和“民族性”。根据地区凝聚力和地区特性，可以把地区融合度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地区区域。指地理与生态方面地区，不存在组织化的国际或世界社会。第二，地区复合体。存在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行为体，地区内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开始了地区化过程。第三，地区社会。这是地区化过程发展和加深的重要层次。出现比较正式的组织化合作，地区被定义为所讨论的地区组织的成员。第四，地区共同体。这种主体有明确的认同感，制度化和非正式的行为者能力、合法性和决策结构，出现超越原来国界的地区市民社会。第五，地区国家。它是相对于民族国家而言的某一地区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完全统一。但并不等同于国家形成和民族建构。赫特指出，很多地区化实验是从地区融合度的不同起点开始的。上述的层次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不同地区主义不同发展程度的一个框架。
此外，赫特和索特伯姆还认为，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构成了相同的“新地区主义”过程的组成部分。[34]
詹姆斯·米特尔曼关注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他提出了理解地区主义的五个参数。第一，生产模式及其与国际分工的关系；第二，特定地区中的新自由主义方式；第三，权力关系的分布状况；第四，地区框架中的社会文化网络；第五，一体化中行为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关系与性质。这五个变量涵盖了地区主义动力的许多层面，提供了地区主义与全球化比较分析的视角。但是每一个参数如何与地区主义相联系，应该分析什么和怎样分析，并不十分清楚。[35]
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学者们对地区主义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认为，新地区主义可以界定为一种多层次的一体化形式，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其深远的目标是建立以地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制度或安全联盟。而且，新地区主义特别强调地区内聚力和地区认同等政治理念的建构。
2、新地区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动力
对于新地区主义产生的根源，英国学者福西特指出，新地区主义的根源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冷战的终结、世界上的经济变革、“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结束、民主化或政治自由化的发展。[36] 怀特瓦尔特也提出了类似的四大因素：冷战的终结、世界经济力量的变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世界贸易中非关税壁垒的日益重要性等。[37] 他们这种分析的主要方面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英国学者安德鲁· 赫里尔指出，应该从国际体系、地区和国内政治三个层次系统地考察国际关系理论如何被用来解释地区主义的动力。[38] 第一，国际体系层次的体系理论。体系理论强调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对地区主义产生的重要性，即外部压力对地区的影响。赫里尔认为，在地区主义的体系解释中，主要有新现实主义和结构相互依赖与全球化两种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的限制作用和权力政治竞争的重要性；而结构相互依赖与全球化强调国际体系变化的特性和经济与技术变化的影响作用。[39] 第二，地区层次的地区主义与相互依赖。与体系层次从“外到内” 的方法相对，本层次理论强调地区主义与地区层次（与全球层次相对）的相互依赖之间的紧密联系，包括新功能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新功能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把地区主义看作是民族国家对地区相互依赖产生问题的功能性应对办法，强调制度在孕育和发展地区凝聚力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强调物质和观念两方面的关系。物质方面指地区相互依赖，观念方面指地区认同与共同体。[40] 第三，国内层次理论。本层次理论关注共同的国内属性的作用。这种方法在早期的地区主义的解释中已经得到应用。如对种族、族性、语言、宗教、文化、历史以及共同的遗产意识的强调。赫里尔认为，地区主义与国家凝聚力、国内制度与民主化以及趋同理论是与当前新地区主义解释有关的国内政治理论。[41]
中国学者李琮教授主要从生产力和技术革命上挖掘根源，认为促成经济地区化的根本原因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一样，都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高度发展致使经济活动大大超越国界；但由于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等原因，使得各国首先趋于与本地区的邻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某种一体化合作协议，组建地区经济组织；同时，面对日益激化的国际竞争，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被迫联合起来，以求相互间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而且能够以一个地区组织的资格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另外，西方大国为争取在所在地域的主导作用，增强扩张力量而倾向于建立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42]
中国学者肖欢容博士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出发探讨了新地区主义兴起的一些重要条件[43] ： （1）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区主义发展与多边主义的互动，使得90年代初期有关地区一体化的协定急剧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报道，从关贸组织成立到1994年末，有109个地区一体化安排，其中有33个是1990年到1994年间创立的。[44] （2）冷战的终结使地区意识抬头，各国可以自由选择联盟或联合。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留下的真空，地区层次框架的建构是一种可行的选择。（3）经济全球化中美、日、欧三大经济集团的极化，导致了各国对经济边缘化的担心，因此在地区层次组建经济集团。（4）新地区主义的出现与美国对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政策态度的改变有关。美国传统上是多边主义的保护人，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地区主义的兴趣日益增长。1994年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美国地区主义政策的一个支柱。（5）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援减少和发展中地区内部缺乏凝聚力，使得建构地区主义经济或安全合作机制成为一种重要选择。
3、新地区主义的特点
新地区主义之所以“新”，是与冷战时代的地区主义相比较而言的。这次的“新地区主义” 是否会比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那次 “旧地区主义” 更加持久？它会不会也像约瑟夫·奈总结旧地区主义时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最新式样的国际时尚” 呢？国际经济学家们通过对经济地区主义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比较了本次地区主义的兴起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地区主义以及二战后的地区主义在世界贸易领域的不同表现，认为“推动当前地区主义发展的力量与以前发生在本世纪的地区主义浪潮迥然不同。与30年代不同的是，当今的地区主义倡议意味着促使其成员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而不是从世界经济中退出。与50、60年代不同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地区主义倡议今天成为其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战略的一部分，是为了实施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的政策而不是为了推动进口替代。” 总之，其结论是，最近一波地区主义因其历史条件与此前的任一波都不同，所以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其“相对良性的特征”。[45]
根据伯恩· 赫特的观点，新地区主义与旧地区主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新地区主义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公司、市场和消费驱动），而旧地区主义是自上驱动的（官僚式的命令驱动），因此更有限更容易失败。[46]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齐亚(Amitav Acharya)认为，即使是新地区主义，重新定义其理论和实践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当今地区主义最重要的趋势是它的“介入性”特征，任何对20世纪末正在出现的世界秩序的讨论都应涉及这一点。[47]
中国学者王学玉博士这样概括当前的新地区主义展现出的以下几方面特征：首先，出现了南北国家间的地区主义，明显地有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的趋势。地区主义的这一发展特征为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日趋尖锐的南北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会。其次，地区主义的制度化因素在加强。国际制度包括各种非正式的国际机制和正式的国际组织，目前，制度化已是各种地区主义合作所着重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再有，地区主义框架下协调与合作的内容与使命的多样性。在过去的地区合作关系中，有经济地区主义、政治地区主义或安全地区主义之分，关注的领域比较单一，使得一个地区存在着成员国以及地理区域内复合性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由于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和国际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地区主义的综合职能得到了加强。[48]
中国学者肖欢容博士在对新地区主义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新地区主义与冷战时代的地区主义相比，有如下一些特点。[49] 第一，两极冷战背景造就了旧地区主义，而新地区主义是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二，新面对全球地区主义体现了美国试图控制地区主义发展的战略实践。美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提出了重大挑战。第三，新地区主义具有明显的自我伸张性，它必然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第四，冷战时代的经济地区主义体现的是内向的保护主义的特征，而新地区主义通常是开放的，与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相一致。第五，冷战时代的地区主义仅仅关注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新地区主义是与全球结构的转型紧密相联，它还包括与全球体系不同层次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理解新地区主义不应该局限于单个地区，而应该与世界秩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任何单个地区的地区化进程都会引起全球体系的震动，从而导致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
当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地区主义仍在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它将会不断地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向。而对于新地区主义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将会不断加强。
理论三 ：联邦主义
欧洲一体化理论流派虽多，但基本上都可以划到以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或者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轴的坐标内。“如果不是视作相竞争的模式，而是不同的分析层次，那么超国家主义者和政府间主义者的方法完全可以整合在一起，从而为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图景” [50]。
联邦主义是欧洲早期政治一体化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它对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目标作出了理论阐释。
1、联邦主义的涵义
联邦主义(federalism)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制度。作为观念形态的联邦主义主张建立统一的国家，强调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51] 作为国家政治组织形式的联邦主义制度是指政治上介于中央集权和松散的邦联之间的一种制度。在联邦制度下，将原先的内政、外交上自主的各邦融合在统一的联邦国家中。[52]
与其他一体化的政治理论不同，联邦主义的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比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更为重要。联邦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联邦国家。作为一种国际一体化理论，它希望用一个全球联邦代替松散的联合国，但现实情况只能始于并限定为建立区域性联邦。
有关联邦国家的界定很多，其核心是权力在不同层次政府组织中的分配。麦凯(R.W.G.Mackay) 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给出了联邦主义的如下定义：联邦主义是一种分配政府权力的方法，以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一个有限范围内是独立的但却又是相互合作的。检验这项原则是否实施的方法是看中央和地方权威是否相互独立。这一原则的最好应用被认为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53] 恩尼斯特·维斯蒂里希(Ernest Wistrich)在一个关于欧洲联邦的建议中提出了不同于麦凯的联邦主义的定义：联邦主义的实质是权力的非集中化，以便需要在离公民更近的较低政府水平上得到满足。[54] 这个定义并没有把联邦主义限定在两个层次组织国家权力，而是强调了联邦多层分权的可能性。因此，维斯蒂里希提出了一个多层次而不是两层化联邦的可能性。重新定义联邦制的原则对欧洲联盟在当代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从联邦分权原则演绎出的“权力分散” 原则，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核心。[55] 权力分散不是侵犯或是对联邦主义理论的修正，而是承认联邦原则内在逻辑的政治实践层次。雷金纳德·哈里森(Reginald Harrison)指出了这种联系，真正的联邦主义是权力在许多层次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利益之间的极端的分散和再分配。[56] 因此，联邦主义在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中发展起来。但欧洲联盟的这种权力分散的形式不能称之为典型的联邦，因为权力将以各种形式分散到联盟内的不同层次上 。
2、联邦主义的思想渊源
联邦主义是历史最久的一体化理论，其思想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想，但它的现代含义首先是现代化的结果。
现代联邦主义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第一是欧洲17和18世纪战争中产生的各种和平计划。这些计划与二战结束后产生的各种和平计划，促成了人们消除欧洲战争和建立某种全欧政治组织的想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德(kant)的《永久和平论》（1795年）[57]，康德在文中提出了通过建立泛欧洲的政治组织实现和平的思想。 联邦主义的第二个思想来源是美国革命，特别是美国宪法的影响。美国宪法被视为典型的联邦主义安排的范式，制宪会议被看作是最理想的实现联邦制的手段。而且，围绕宪法的批准产生了维护和解释联邦政府形式的思想结晶——《联邦党人文集》。
此外，还有人提出联邦主义有第三种思想来源，即：查尔斯·彭特伦特认为它来源于中世纪的难以归类的关注小共同体的思想，可以从蒲鲁东和卢梭那里看到这种思想传统；[58] 默里·福赛斯认为它来源于民主框架下尽可能接近人民的治理理论。[59]
3、联邦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及实现方法
联邦主义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成功实践使欧洲的联邦主义者受到启发，试图将美、加等国的联邦模式应用于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地区一体化实践。联邦主义者主张在欧洲应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通过建立一个具有“超国家” 性质的联邦国家，“自上而下” 将欧洲国家统一起来。这一联邦国家一方面应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与强制力，以满足成员国集体防卫、内部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允许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差别，保持各自特点，并在某些政策领域行使自治。[60] 就一体化进程的次序而言，联邦主义者认为政治一体化应先行，理由是政治一体化可促进经济一体化，而经济一体化却不一定能促成政治一体化。总之，在联邦主义者看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中央机构对一体化建设至关重要。[61] 二战期间意大利著名反抗派领袖、战后曾任欧洲联邦运动主席、欧共体委员会委员及欧洲议会议员的史匹里尼是联邦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由于各国对欧洲统一的态度不尽相同，如果缺乏超国家权威，各国在相互合作过程中所享有的否决权将大大降低合作的效果，一体化也将因此难以实现。基于这一考虑，他主张先建立欧洲民主政治机构，将各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某些权力，转授予超国家的欧洲机构；这些机构运作的法律基础将来自具有欧洲人民民意基础的议会，而不是各国政府，各国无权干涉。在他看来，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欧洲联邦主义的倾向是否明显，将取决于超国家组织功能的强弱，或欧洲议会民意基础的深浅和功能的大小。
由于特定的宪法对联邦主义者的重要性，因而实现一体化的手段中必然包含着起草并通过某种形式的宪法。而对宪法的需要又必然将政府间谈判放在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地位。穆特默(Mutimer)认为，联邦主义者有两种实现宪法的方法。[62] 实现联邦一体化的第一种方法是制宪会议。这种方法以美国经验为模式，认为应该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起草联邦宪法。战后初期的联邦主义运动选择了制宪会议的方法，并试图通过欧洲委员会实行制宪会议的功能并制定宪法。由于欧洲委员会未能达此目标，欧洲议会便被寄予希望行使制宪会议的功能并起草欧洲联盟条约。尽管条约并未被成员国批准，但它促进了欧洲单一法案和后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进程。实现联邦一体化的第二种方法是政府间协定。这种联邦主义的一体化过程，意味着直接通过政府间的讨价还价来实现联邦式的联盟，联邦国家的建立要求成员国向中央政府分割主权。因此持这种观点的联邦主义者集中关注欧洲理事会和部长理事会而非欧洲议会。政府间的方法为80年代欧洲一体化的两大重要进展所证实：欧洲单一法案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像早期的罗马条约一样，都是政府间会议的结果。[63]
从战后西欧国家一体化的实践过程来看，最初欧共体的设计者们是想以联邦作为最终发展目标的，但实践证明“以联邦主义”来实现欧洲的统一阻力太大，因为它意味着成员国丧失部分主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所以从共同体产生之初就受到了各成员国政府和相当数量的民众的反对。事实上，即使在经历了40多年的努力之后，1992年2月7日签署的马约中仍未使用 “联邦”一词，而采用的是联盟。
从联邦主义一体化理论本身来说，长处在于明确了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不足之处在于缺少为达到目标的过程分析，没有解释回答为什么主权国家要同意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联盟。此外，对于联邦的最终形态所涉及的新的联邦国家的治理等问题也缺乏分析。即使这样，联邦主义理论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其对欧洲一体化建设的作用不应被低估。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和欧盟东扩步伐的加快，联邦主义理论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
理论四：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另一流派。如果说联邦主义的理论侧重点是对欧洲一体化未来目标的设计，那么功能主义的理论侧重点则是对欧洲一体化进展的动力机制的解释，强调首先加强各国间的“功能” 合作，然后逐步实现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功能主义成为旧的联邦主义的一种理论替代。
1、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是在反对联邦主义者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张中出现的。与联邦主义“自上而下” 完成一体化的政治主张相反，功能主义者视一体化为一个过程，认为只有从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出发，通过不断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一体化才有可能“自下而上” 逐步完成，公众对一体化的态度也才会日趋积极。
功能主义的创始人是戴维·米特兰尼( David Mitrany)，其代表作是他于1943年出版的《有效的和平制度》一书。米特兰尼为国际一体化提出了另一种替代方法，即所谓的“功能化选择(functional alternative)”，从而建立一个基于解决“共同性问题”所需要的“与国际性问题相一致的国际政府” [64]。在他看来，国家间联盟组织的形式太松散难以完成这一使命，而区域化联邦又过于紧密而难以真正实现。因此，必须敢于冲破旧有的法律观念并尝试新的和平地实现既定目标的方法，即功能主义的方法。功能主义选择的实质是，区域一体化不是要消除主权国家的所有权力去实现一个统一的政治联盟，而是允许它们保持其权威以在较小的范围内实现相应的管理与服务职责。一体化的最终结果是按照功能分别组织起来的技术化管理的国际社会。这也许会最终发展为某种形式的世界性联邦，但它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必要的。国家将被挖空其政治权力和导致民族冲突的身份认同，因此不是要把它建立在更高级别上重新组建，原有的基于意识形态和区域的政治划分观念将被一个技术化社会——满足世界人民需要的国际市民社会——所取代 [65]。
对米特兰尼来说，功能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避免一次新的战争，或者如何改变国家间关系，消除战争的原因。他认为，在国家之间通常有三种途径被认为可避免战争，达到和平：（1）是成立“国家联合”，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2）是建立地区性的“联邦体系”；（3）即是经由功能合作途径来建立和平。[66] 第一种途径兼顾国家主权与各国之间的合作，使会员国可保留自己国家的政策，但其目标并非向一体化发展；第二种以联邦体系作为解决方案，使世界分成几个不同的竞争实体，但并不能消除民族主义；第三种功能性的合作既可避免所建立的国际机构过于松散，又可以在共同生活的某些领域建立较广泛且稳定的权威。因此，米特兰尼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性功能机构，初期由少数国家组成，而后其他国家可自由加入，加入者也可退出。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功能性组织加入，在加入或退出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政治安排。[67]
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合作会自动扩展。所谓合作自动扩展指的是某一部门的功能合作会有助于其他部门的合作，亦即一个部门的合作是另一部门合作的结果，同时也是另一部门合作的动因。比如，当几个国家建立了共同市场后，就会产生一种内在压力与要求，推动它们在价格、投资、运输、保险、税收、工资、社会保障、银行以及货币政策等方面进行合作。最后这些功能部门的合作将会形成一种功能性的互赖网，逐渐渗透到政治部门。从根本上说，“经济统一”即使不使政治协议成为多余，也将为政治统一打下基础。[68]
功能主义设想，在日益增长的功能性机构的好处面前，人们会将忠诚转移到国际共同体方面，将原来对祖国的忠诚转变为对功能性组织的效忠。因此，开展功能性合作有利于一体化的完成。
功能主义理论对莫内、舒曼等欧共体创始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50年代初期“欧洲煤钢联营” 的建立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不仅如此，当代政治一体化理论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功能主义” 概念 [69] 。功能方法开始是作为一种和平的革新方法，其后的贡献在
相关阅读:
- 全球治理与地区合作问题专家 - 庞中英教授 (go, 2008-6-23)
- 地区一体化的若干理论阐释 (go, 200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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