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主义与中国

　

苏浩

　

　　　　　　 自二十世纪末期起，新的全球化浪潮再次猛烈地冲击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波及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使国际社会的贸易、融资、物资的全球大循环，人们经济活动和文化生活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一个地区化的过程。[1] 因为国家在世界上首先是处于某个地区之内的，国家首先是与它的周边相邻的国家发生关系。地区内相互联系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建立，便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同时，由于全球化给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一些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它们很难以个体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必须有一个地区的整体作为依托，再走向世界。这样，地域相近的国家便趋向于形成一个整体，来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有两个趋势在并行发展，这就是全球化趋势和区域化（regional integration）趋势。这种趋势以经济为主导，同时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领域也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与区域化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两个因素，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支撑，全球化则是区域化的最终结果。[2] 因此，“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来，有赖于地区共同体的建立；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坚实牢固，也有赖于它的基石－－各个地区共同体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联系，是否紧密而不易松散。”[3] 　

目前，世界各主要地区都纷纷建立起了由本地区国家组成的地区性国际合作组织，地区主义（又称“区域主义”）的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分析一个地区时，我们可以首先将它视为一个自然的地区，如地理上的相对邻近，人种的近似，文化上的内在联系，经济的直接联系，安全上的相互关联，等等，从而体现出这个地区的自然的特性（natural characters），也可以称为固有特性（inherent characters）。因此，所谓“区域性”（或地区性regionness）的东西，是“限于因在地理、文化或历史上的一些联系，或因经济和财政关系，或因政治上的开明和社会制度相似，或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而联合起来的”国家，“创建和发展这种‘区域性’或‘功能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联合体”。[4] 据此，在亚洲，这就有了东亚、南亚、中亚、西亚之分。地区固有的特性可以作为实现地区一体化的自然基础和前提，但地区的固有特性并不一定就决定这一地区将走向一体化。如近代的欧洲，冷战期间的亚洲各地区，并没有实现地区一体化。地区一体化需要在地区主义的主导之下，进行地区内国家之间和民间社会内的协调、合作与融合，才能最终实现。也就是说，地区一体化是地区融合的自然演进和地区内国家和人民有意识的推动和实践的结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在一个地区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优势的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民族利己主义，试图用强制的方式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向外推广，意图建立一种在自己控制下的势力范围，这不能说是地区主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在欧洲所推行的“大日尔曼主义”和日本所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Great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这是一种民族扩张主义；而在八十年代日本提出的实现东亚经济生产垂直分工的“雁行模式”，从本质上说是也片面的民族主义的放大(尽管这一模式客观上提升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于民族主义来说，“地区主义”是特定地理区域中国家和其他行为体进行的政治经济的深入合作的进程。[5] 它是由于地区内国家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国家利益出现“外益”（spillover）的情况下而产生。所以，“地区主义”是指在一些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联系相对密切的地区，通过建立某种地区性国际组织或某种非机制性安排，形成一种利益相关、相互依赖的特定的国际关系现象。[6] 地区主义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来讲，地区主义是在特定地区内国家政府、地方政府、组织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和个人推动地区范围内的合作所形成的相近和共同的态度、主张、战略与政策、及其具体的实践活动的总和。德国奥斯陆大学海姆（Helge Hveem）教授认为，“地区主义是一系列观念的载体，它促使认同的地缘或社会空间向地区计划转变，或是说它体现了一个特定地区认同的客观存在或有意识的构建。这通常和政策与战略相关，并导致制度的创建。”[7] 事实上，由于“地区本身就包括观念建构的含义，地区不只是世界上存在的物质实体，不只是我们认为在地图上能被直接和准确描绘的有形空间（货物和人口在这一空间内流动），地区也是根植于政治实践的社会和认知建构。”[8]中国的地区主义学者则将地区主义定义为：“同一地区内的各种行为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个人等）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总称。”[9] 简单说来，广义地区主义是地区内行为体包括政府、民间和个人，对推动地区融合所具有的认识、政策和行为。从狭义的角度看，地区主义是指国家政府之间形成共同的战略与政策，以此来主导和推动地区的整合。英国学者就认为，地区主义指国家带头的“地区合作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它们以政府间对话与合作(包括正式的协定、条约)的形式出现。这与作为一种生产、贸易、投资等带动的自然地区整合不一样。[10]中国有的学者认为，地区主义是指范围内国家之间合作与联合的思想、政策和运动。[11] 可见，侠义的地区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总之，地区主义在国际关系实践的结果，即“由部分组成整体”，“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12] 或者说是“单个的民族经济在制度上结合为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13] 这就是地区一体化。

　　　　　　 地区主义经典的实践是冷战期间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展。它是一种内向性的，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结合，带有明显的地区保护色彩，是传统的地区主义。而冷战结束后，一种新的地区主义开始出现的国际关系的舞台上。[14] 八十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出现了一系列跨区域性的多边合作机制，如1980年建立1982年正式定名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1992年更名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PECC），1989年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1994年分别建立半官方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和第一个官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东盟地区论坛（ARF），等等，“亚太地区成为了世界秩序形成和未来国际关系进程的一个主要实验场。”[15] 早在1991年美国学者诺曼·帕尔姆（Norman D. Palmer）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后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以区别此前传统的旧地区主义（old regionalism）。[16]

从全球的角度看，与传统地区主义相比，新地区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多元性。新地区主义是在新地区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形成的，在同时有多个区域都开始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如1989年成立的APEC、1991年成立的欧盟以及1994年成立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合作组织既反映了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应对全球化的不对称冲击的多极化趋势；第二，多层次性。区域化的过程体现出一种从小区域逐渐扩大的散射式的层次。第三，开放性（或跨区域性）。与旧地区主义的内向性（inward-turning）相比，它更具外向性（outward），对外联系加强了地区的地位而不是削弱它。这样的世界是一个跨地区性的（transregional dimensions），而不是地区系统(regional system)所构成的[17]。第四，包容性（或多样性）。地区内的一体化过程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文化宗教国家间进行的。上述特点表明，新地区主义对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强大的冲击，孕育着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趋向与契机。[18]

“新地区主义”为人们认识冷战后相互依存的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同时也为不同区域的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政策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地区主义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建立直接的经济关系，通过贸易投资合作，进行技术交流，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提升。

　

　

在东亚地区，九十年代盛行的“新地区主义”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具有了新的含义。早在九十年代初期，东盟国家在讨论寻求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时，马来西亚就主张地区经济合作的范围不仅限于东南亚国家，而应扩大到整个东亚国家。1990年12月10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表示，如果关贸总协议谈判失败，马来西亚将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EAEG），以便与西方贸易集团相抗衡。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三件事使东亚国家开始以新的视角和态度来对待地区合作问题。首先，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由于区域外发达国家袖手旁观，态度冷淡，使东亚国家感到只有自助自救，才能捍卫自身利益；第二件事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态度，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周边国家经济复苏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使东亚国家间紧密的经济合作获得巨大动力；第三件事则事“9·11”悲剧发生后恐怖主义袭击给世界安全形势带来新的威胁，使东亚国家意识到了共同的威胁，给相互间的合作注入新的因素，进一步增强了东亚地区凝聚力。这些经历使东亚国家产生了一种共识：它们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荣辱与共，只有加强东亚内部的协调与合作，才能为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创造良好条件，为此，东亚国家间有必要建立某种合作机制。[19]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鉴于以下一些因素，促进了东亚国家间直接的协调与合作。

　　　　　　 第一、相近的地缘平台。目前世界上的地区性组织，都是在地缘上相对接近的国家组建的。从地缘来看，世界上可以分为以下一些相对独立的地区。欧洲、东亚、南亚、东欧中北亚、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南太平洋、北美和中南美洲。目前这些地区基本上都已经或正在酝酿建立地区性的国际合作组织。在亚洲，东北亚和东南亚是一个地缘接近、相互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东亚可以成为亚洲的太平洋部分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区域。[20]

第二，外在压力是动力。冷战结束后世界许多区域合作加强一体化建设，如欧洲联盟的建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使东亚国家感到巨大压力。而在因西方国家的金融投机诱导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迟迟不采取行动予以救助。继而，为了防止危机再次发生而进行的全球金融结构改革未能成功，世界贸易组织的1999年西雅图成员国部长会议和2001年的多哈会议并没有找出良方以解决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境的问题。东盟国家和韩国等东亚国家间力图在全球体制内求得发达国家帮助的“幻想破灭了”。[21] 它们从过去的痛苦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开始寻求东亚国家间直接的经济合作，东亚合作机制由此产生。[22] 可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客观上催生了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这应证了美国著名学者哈斯的论断：“国家的挫折导致各国的经济联合，并最终走向政治统一。”[23]

第三，内在需求是驱动器。八十年代日本通过产业分工建构的“雁行模式”，在东亚国家间建立起了内在的经济联系，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既成为东亚国家贸易的最重要对象国和商品的巨大消费者，也成为旅游和投资直接刺激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从而促使东亚经济逐渐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此外，“10＋3”东亚合作机制的建立，多边经济合作方兴未艾。这样，在东亚地区通过产业分工、区内贸易、相互投资、货币互换、形成了区域内经济循环体系，从而逐渐带动东亚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第四，文化是维系地区合作的粘合剂。在地区内国家间的共同或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助于它们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而更好地开展合作。所以说，“文化统一从来就是政治统一的先决条件”，“文化统一在整个政治统一总的地位不容忽视。”[24] 东亚地区在文化上虽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但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在东北亚发挥着主导作用。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以及天主教文化为主体的菲律宾，由于华人在这些国家中的经济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儒家文化也可作为增进相互沟通的重要管道。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地区内国家将逐渐将主体文化与地区利益需要相结合，最终内化为一种区域意识,[25] 形成地区共同体观念。

第五，维护共同安全是地区合作组织建立的又一个重要动因。目前，东亚国家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袭击、海盗、走私、毒品、环境污染、传染病防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东亚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这一地区是一种“混合性的社会”，而“混合社会也可能是混合的安全社会”。这种地区内部的混合安全社会“不仅要维持和平，而且还要付出更大的力量来完成一般的和特定的政府性服务和目的，并可能要为社会精英和人民大众提供更大的特征和心理保障感。”[26] 东亚国家间建立地区合作机制，可以为其成员国提供良好的地区安全合作的平台，使它们能够在机制内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解决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

第六，地区内各国政府的积极态度和措施，是地区合作机制得以建立的保障。区域一体化的过程必须通过国家明确的意志来推动。因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地运行，需要一个政治领导。”而“在一个由许多独立国家组成的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各国政策竞争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国际经济性质的变化，已导致对多边领导和政策协调的需要。”[27] 在竞争与相互依存并存的国际社会中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便需要重要的政治妥协，以便将这些一体化运动与广泛的超阶级联盟团结在一起。……合作伙伴必须找到一条途径互换政治实惠，并且在双方都有极其重大的利益上配合默契，作出真正和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相互构成障碍。”[28] 地区一体化过程，需要国家间共同努力建构地区合作机制，需要国家将某些主权让渡给超国家的地区机制，需要国家安排权利分配、安排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多边安全保障措施，需要通过国家权力调整一体化过程中国内利益集团的得失。在东亚地区，由于地区政治安全状况的复杂性，国家间虽然在安全和经济的综合利益有共同需求，但在具体领域和特定问题又存在巨大差距和竞争关系。这就需要地区内国家从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发挥主导性的作用，通过政治和外交的手段，推动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

　　　　　　 最后，从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实践经验来看，地区内主要国家具有核心的作用。“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一个核心地区，由一个或若干个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29] 欧洲联盟的德国和法国，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在推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曾经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它提出了按“雁行模式”引导地区经济发展的设想。到了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日益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新的动力源。中日两国都有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并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中日两大国将能够协调好相互关系，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述重要因素决定东亚地区主义具有了新的内涵。东亚地区主义强调以下几点：1）将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次区域结合为一个东亚区域，作为推动合作的平台；2）建立一种整个东亚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个领域的协调与合作的网络；3）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合作领域，在金融、贸易、投资、科技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4）为应对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所带来的挑战，进行自身的整合，才能更好地维护和扩大东亚地区的整体利益；5）通过建立和提升东亚合作机制，为推动区域合作提供保障保障；6）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强化既有价值观念，形成地区共同意识和认同；7）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推动东亚合作的未来长远目标；8）提倡开放的地区主义，主张与东亚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组织和国家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将东亚地区主义做出如下定义：东亚国家间政府和民间（governments and other societal sectors）为实现东亚一体化所提倡的理念，制定的地区战略和政策，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推动的系统工程。

与“新地区主义”相比，东亚地区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更适合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现实需要。东亚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是在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多层性的基础上推进的，突出的体现出一种包容性（inclusiveness）。面临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压力，东亚国家有强烈的相互合作的需求，形成了一种内在凝聚力。东亚地区主义强调特定地区内的凝聚力，有更加机制化的合作安排，有明确的地区一体化目标。这与传统的地区主义有相似之处。地区内国家虽然政治体制、文化内涵和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差异，但相互间却有着相同的地区意识（Regional Awareness），并形成共同的地区认同感（Common Sense）。这样，东亚地区正在存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多样性中的一体化（Unity with Diversity）。此外，东亚地区主义又明确主张开放性，不排斥区域外组织和国家的参与，形成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由此可以看到，东亚地区主义所决定的东亚区域合作模式，既吸纳了传统地区主义的合理因素，同时又将新地区主义的意义加以深化，因此形成了对“新地区主义”的一种超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东亚地区形势的复杂和利益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东盟各国、日本、韩国和中国之间对秉持东亚地区主义的观点和策略会存在差异。[30] 但从本质上说，各方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基本点是一致的，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向前发展。

　

　

从理论上说，地区主义应该是地区内各国所持有的共同主张、理念和政策。但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制定战略和政策都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绝对超国家的地区主义是不存在的。在东亚地区，无论是东盟、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都要考虑如何体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由此，它们对东亚地区主义都有着各自的理解，从而形成某种程度的所谓“竞争性地区主义”。[31] 即各国都希望在推动东亚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主导性并更多地实现自身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一种所谓“放大的民族主义”间的竞争。[32] 换句话说，东亚地区主义并不是各方所持观点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方利益的妥协、协调、融合的博弈结果。因为地区主义的本质就是，国家通过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与融合来实现自身利益，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赢结果。那么，中国对地区主义所持的态度怎样呢？

与世界和东亚地区许多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多样性和多元化融为一体的独特国家。第一，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存在着发展的层次性，但能够形成相互协作的统一经济体；第二，中国是一个文化多样化的国家，但能够共存和相互交流；第三，中国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管理体制，但能够实现政治大一统；第四，中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但又能保证自身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本身就是东亚地区主义的实践范例，是东亚大陆历史上某种一体化进程的结果。

中国与地区主义的关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一直注重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50年代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主张与亚非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但由于冷战期间东亚一些国家与西方国家建立的军事安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针对中国的因素，致使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安排持有一定的怀疑，对参加一些跨区域性合作组织持谨慎的态度。在八十年代中，一些亚太地区合作机制建立时中国并没有参与。

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将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放在重要地位。九十年代初，中国与印尼、新加坡和韩国恢复和建立的外交关系，实现了与所有东亚国家间的关系正常化。随着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日益加深，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态度逐渐积极起来。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对中国是有利的，先后加入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的民间和官方的合作机制，[33] 并参与建立“东盟地区论坛”。中国融入到了“新地区主义”的进程中。起初，中国更多的考虑是，与其在机制外受到对方的约束，不如直接参与其中以消除不利因素造成的消极影响。但随着对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参与度的加深，中国越来越感到强调多边的“新地区主义”的安排与中国总体外交方针是相协调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外交方针，就具有了“新地区主义”的内涵。“立足亚太”的战略决策，为中国在亚太地区开辟了有利而广阔的活动空间。环顾四邻，中国已没有一个敌对国家，睦邻、友好与合作的关系已成为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的主旋律。中国从一开始对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就持积极的态度。早在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提出“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时，中国就表明了积极支持的态度。1997年“东盟＋3”机制建立后，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了各个层次的区域合作。中国在东亚合作进程中进行着各种类型的区域合作活动。从地域范围来看，中国在东亚地区与其周边国家形成了多种合作圈，包括东北亚经济合作圈的酝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中国与东盟国家“10＋1”合作特别是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中国与湄公河流域此区域开发合作、图门江流域合作项目、以及各种双边合作安排；从参与合作机制来看，中国是东亚领导人会议、各种部长级会议、告官会议和司局长会议的成员；从合作内容上看，中国与东亚国家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包括贸易、金融、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的产业分工等等，同时，中国与东亚国家间非传统安全流域的对话与合作已开始进行。

作为多样化的统一体，中国有着良好的条件与东亚周边国家进行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与融合。作为正在和平发展的东亚地区大国，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进步与繁荣的新的引擎。作为可以说中国正在深度融入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当前东亚地区主义的理念与中国自身发展状况是相协调的。因此，以东亚地区主义理念为指导，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是中国合理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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