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持续性之三:绿眼看苏州

  感谢哈佛--燕京校友聚会提供的机会，使笔者得以在18年后重访苏州。略显冷清的古城河边,点缀着建筑风格上显而易见的仿古亭桥；熙熙攘攘的东北步行街上，密集着众多依然充满古典想象力的店铺（至少从名称上是如此）。乘坐在公交车上，笔者努力地找回一个18年前的苏州，找回18年前第一次参观苏州时的那种感觉，但我必须承认，苏州已经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现代城市（位于东部的城市新区已经俨然是一个崭新的城市，而我们这次会议就住宿在位于工业园区中心的金鸡湖岸），而那像乐曲般美丽的古老庭园已经成为诺大古城区中的一个个“生态孤岛”（这是苏州科技大学的同事王建明教授的提法，而我也明白了所谓景区与景点的区别）。回到笔者前两篇短论中关注的主题，苏州已经是一个（走向）可持续的城市吗？或者换句话说，苏州离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究竟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呢？

  对一个城市可持续性的测量有很多角度与手段，但对于我们目前的现代化城市来说，笔者日益相信自己的判断准则：即一个城市抗拒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并得以生存延续下去的能力。显然，这个意义上的苏州已不再是一个可持续的城市，也很难说是在走向一个更高水平上的持续性。为什么呢？问题不在于苏州的工业发展带来带来了多么严重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或者苏州为此投入了价值几何的环境治理资金，而在于部分由于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大规模建设，苏州已经成为一个依赖工业、依赖经济增长的大规模城市。而这意味着，苏州正在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现代工商业城市（依靠工业生产与销售来实现大规模扩张）。而我们已经知道，几乎所有的现代工业城市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扩展后都将进入一个转型或萎缩的阶段（这是笔者关于英国城市可持续性研究的结论）。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苏州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对此，苏州工业园区的负责人提供了一个佐证：在江苏的经济总量中，苏州历史上并不是最好的，而最好的证据是苏州的汽车牌照只是江苏的第五位（E），但经过80年代的“由农转工”、90年代的“由内向外”和最近的“科学发展”阶段后，苏州已经成为一个仅次于上海的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其中，苏州工业园区已经由最初的8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接近80平方公里。

   笔者在前文中曾经提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战略与环境。其中的要素包括：一是自然人景观资源开发利用，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三是交通通讯中心的地缘和地位，四是科技文化中心地位。换句话说，一个未来的可持续性城市将取决于上述因素的合理构建与结合。应该说，苏州像笔者前面讨论的青岛与承德一样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其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像另外两个城市一样富裕，她像青岛一样有着优良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但也像青岛一样有着有些庞大的城市人口规模，但总体上说，苏州离一个园林城市就像青岛离一个海滨城市一样有着很大的距离。其表现有很多方面，但最明显的似乎是缺乏交通通讯与科技文化方面的支撑。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发展依然处在一种工商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很多可持续支持要素还没有得到挖掘，更没有实现有效与合理的重组。

  当然，工业化城市向可持续性城市的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这次哈佛--燕京聚会讨论的主题也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东亚文化视角”。笔者曾根据同学们的小组发言做了一个概括：为了实现生态化的发展转型，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文化基础（环境美学与道德），需要一种新的未来生存生活模式（儒学的城乡还是佛学的寺院？）需要一种具有正义内涵的政治（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需要一种促进变革的施动者（具有宗教精神的绿色萨满教僧，但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等等。但是，我们更需要一些能够引导潮流与历史的世界性城市，尤其是中国城市。至少从文化的视角说，我们的确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源来超越开始于欧美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但问题是，这种文化超越必须伴随着对现代化成果的文化承受与消解，这应该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环境主义者的重大使命，也是我们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的真正贡献所在。

  具体到苏州，有三个问题必须回答：一是如何保护古典园林城市（而不仅仅是孤立的园林庭院）这一世界性自然与人文遗产？我们必须控制其中生存与生活的人口数量，而不仅仅是第二、三产业的规模。二是如何创造与维持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与技术类型和适宜人居与生活的适当人口规模？适当的分散化恐怕是一个趋势。三是东区新城与老城如何实现角色分工与换位？老城区应该尽快真正退出其工业功能与部分居住区功能，而强化其旅游休闲功能，东城区则应该尽快由工业园区变成居民生活的集聚地。总之，无论从传统的经济发展还是走向可持续性的视角来说，苏州都不应停留或满足于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业城市，哪怕是生态化工业城市（当然是目前意义上的），因为她有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