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与环境政治(六)

    在结束这组基于浮光略影的观察所作的短论之前，让笔者回到文章开始时提出的那3个问题：第一，如何概括英国或欧洲版本的城市可持续性的主要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要素，还是它们之间某种形式的优化组合；第二，这种可持续性是如何实现的？又何以能够持续或维持下去？第三，基于一种环境政治的视角，依然处在现代化扩张进程中的中国城市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借鉴与启迪呢？正如上述叙述性分析已经表明的，笔者在此很难给出一种明确的、更不用说最后的答案，但是，一些尝试性看法也许有助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对于第一个问题，英国城市的可持续性可以大致概括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自然诸要素之间的一种理想性结合，尤其体现为较为完善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体系、适度规模与强度的经济、较为发达的旅游和先进的大学教育。套用一句流行的格式来说，她应当是一个后工业城市、生活舒适城市、旅游城市和大学城。当然，这只是对一种总体状况和形成中趋势的大致概括。具体地说，我们可以将她们分为小规模城市、工业化城市和中大规模城市，或者采用另一种更为严格的分法：可持续性城市（sustainable city）、工商业城市（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ty）和可持续性转型的城市（sustainability-transiting city）。显然，英国属于前者的城市包括巴斯、约克、温切斯特等（也许还应包括牛津和剑桥），都是些10万人口左右的小规模城市，属于第二类的是像伯明翰、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等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属于后者的以爱丁堡和卡迪夫为代表。当然，无论格拉斯哥还是利物浦都希望加入后者的行列——她们分别在1990年和2008年被遴选为欧洲文化之都城市，但这显然并非易事。

    对于第二个问题，非常笼统地说是一个城市由于各种机遇发展到较大规模后的逐渐退缩，比如温切斯特从一个盛极一时的国都和中世纪名城向一个区域性城市的退缩，而就英国最近数百年的工业化背景而言，则是指城市从现代工商业巨大影响和冲击下的逐渐解脱。其外观表征是城市经济活动收缩引起的城市规模的逐渐减小或趋于稳定，而其实质则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和自然之间重新达致的平衡。正是在有利于达致可持续性的意义上，生态社会主义者萨拉?萨卡将这种收缩成为“社会的进步”。这方面的最典型表现是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非城市化运动，大量居民离开了中心市区并导致许多传统工业城市的空心化，而这一进程的真正历史起点也许要早得多，比如始于20世纪23、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危机，只不过被我们有意无意地误读或忽视了。这一趋势至少就中小规模的城市而言看来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今年美国和英国相继发生的房地产次级市场引起的金融危机也许只是一个佐证（英国的Northerrock成为了近一个世纪来第一次因兑付危机而几乎破产的银行）。当然，我们目前还很难预测西方世界将来如何来应对这种趋势成为现实时可能出现的巨大困难，何况它们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来考虑这一问题。

    因而，真正有意义的也许是第三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做到真正领悟与实践工业化进程的真谛，即着眼于城市现代化的公共管理体系、大众交通体系、社区服务体系和标志性文化积累，同时又能尽快以一种后现代主义、后工业主义的视野来看待设计城市的功能与发展。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最终取决于她们突破工业现代化局限的能力，而不是沉迷于工业现代化的简单化重复性规模扩张而不能自拔。这其中，最具挑战性的是城市中人与自然之间由于一种无所不在的商业化机制与心态所带来的冲突。这当然是一种历史性矛盾，但是，历史矛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理应有着一种新的解决形式，至少具有这方面的一种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环境政治应该有一种新的视点与境界，唯其如此，中国的环境政治以及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会对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