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与环境政治(五)

    即使把我们的讨论局限于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工业化为背景，当代英国城市似乎也有着明显的另外一种类型：她们既是或曾经是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全国性或区域性中心——现代化工商业发展的受益者，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保持或发展了其特有的文化教育、社会与政治方面的特质，或者说更具可持续性的要素。因而，任何关于城市可持续性与工业化关系的严肃思考，似乎都必须深入考察这些方面的“反证”，因为这其中隐含着的一个假设是：工业化城市仍然有可能演进成为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像前几部分中的讨论一样，还是让我们先看看这些例子。

    最具说服力的实例当然是英国的首都伦敦。这座城市经历了大约10个世纪从古罗马的伦蒂尼姆行政总部，发展成了英国（英格兰）的政治经济中心。从那以后，其一统天下的地位从来就没有被动摇过，尽管她所统领的“天下”已经历了沧海桑田式的变迁：从顶峰时期横跨七大洋的庞大帝国到目前的英伦三岛（而且无论北爱尔兰、还是苏格兰和威尔士都在争取其高度自治地位）。无论如何，伦敦依然是一个充满经济竞争力与国际都市魅力的城市。而且，从我们目前拥有的预见能力来看，我们的确也看不到她出现剧幅衰退的近期前景。但是，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否认伦敦的整体地位与大英帝国、英联邦总体实力的关联。就此而言，她显然是在走着一个像她所属的帝国或邦联一样的道路。另一方面，伦敦归根结底是一个与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有着密切联系的城市，或者说工业化的杰作（她的兴起甚至国内地位的奠定确实早于工业化，但当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等文艺复兴时期城市是超过10万人的都市时，她还是一个数万人的乡镇）。因而，如果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她也必将随着这一过程的逝去而抖落掉其身上积累的历史性尘埃。除了标志着工业化的那些形式性方面，她面临的一个核心性问题便是难以创造出深度的公民认同感。苏格兰籍著名演员蒂尔达?斯温顿（Tilda Swinton）对此的描述是：“我在伦敦从未感到幸福，因为我生活得像一个难民”。（《泰晤士报特刊》（Magazine），2007年9月15日）

    与伦敦相似的两个城市是爱丁堡（40万人口）和卡迪夫（20万人口）。这不仅是由于后两者也拥有像伦敦相对于英格兰一样的无可置疑的首府地位，还由于后两者也像伦敦一样是英国工业化历史中的重要城市。先说后者，爱丁堡本来就处在苏格兰低地或“中间带”的东部核心地位，在该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与格拉斯哥呈东西呼应之势；而卡迪夫作为威尔士的煤炭产地和重要港口，为整个英国的工业革命输送了那时最主要的能源。与此同时，二者也借以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财富，成为富足一时的工商贸易中心。但作为工业城市，她们就几乎必然面临着像其他工业城市那样的时代性难题。再说前者，爱丁堡与卡迪夫文化意识上的独立性及其政治要求或体现，确实在帮助着这两个城市维持其更多的经济活力。这部分通过地方色彩的文化性旅游，部分通过地区性政治的运作带来的经济政策支持。应该说，这两个方面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经济发展动力达成了一致度很高的契合。但是，我们恐怕很难指望她们重现经济意义上的昔日辉煌，更不可能构成对伦敦经济地位的任何挑战或替代。换句话说，她们也许可以进一步地成为可持续性较强的中等规模城市。

    最后两个例子是牛津（12万人口）和剑桥（10万人口）。这是两个最令学者们向往但参观后心理更多感受的恐怕是压抑的城市（至少笔者的感受是如此）。这倒不是首先来自于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们的浩如烟海的著作论文，而是来自那些有着无数塔尖和封闭庭院组成的各个学院的建筑：高耸的塔尖更多的给人以高不可攀的联想，而封闭的庭院更多让人体味的是学问的幽深。我和我的同事参观后的最大感慨就是，这两个大学城确实能够培养人们对学术的敬畏，但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者来说更多体验的是一种“沮丧心理”，因为似乎根本看不到冲出这一“围城”的希望。但反过来一想，那些好不容易走进这一“围城”的人们恐怕比我们更痛苦，因为他们的目标显然不是拿什么“全国自然科学奖”或“全国科技进步奖”，而是各种类型的诺贝尔奖，而最终如愿的幸运者毕竟是少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座大学城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范畴和“城市”范畴。一方面，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融为一体。前者号称“大学中有城市”，后者号称“城市中有大学”。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说谁支持谁，城市就是大学，而大学就是城市。另一方面，她们所真正代表的是现代科技与现代工商业的密切关联。这两座大学当然不是为工业化而创建的，但她们的发展显然已经受到了工业化的洗礼——而且不只是在积极意义上。接下来笔者的问题便是，如果西方的后工业化进程持续下去，大学的形式甚或命运会永远不变吗？在参观一个庭院时，我的同事曾向我介绍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院墙：中世纪时为了防止市民对大学教授的人身袭击。现在如有人设想攻击牛津大学的教授，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从一种历史的角度看，极端功用化的大学也许是只是一种现代现象。

    可以看出，上述三组例子实际上有着巨大的内部差异，无论从这些城市本身的规模而言还是从这些城市借以实现现代发展和后现代转型的要素而言，都是如此。但就笔者本文思考的工业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来看，它的确展示了二者关系中相对积极的一个侧面：即城市后现代化的成功转型也许确实可以从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中发生——伦敦更多依赖的是她无与伦比的规模效应，爱丁堡和卡迪夫依赖的是她们在区域自治性发展趋势中所衍生出的社会与经济机会空间，而牛津和剑桥凭借的则是文化教育与后工业发展动力与形式的自然契合。但是，信号当然不完全都是积极的。如果人们继续用一种现代的眼光来理解和对待这些后现代的要素，比如将地方性政治与社会趋势转换为一种旅游性资源和工业，把文化科技教育工商业化一种高校产业或高校经济，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些城市的现代形式会在相当程度上后现代化的外表下维持，而不是走向真正的可持续性。而且，与那些小规模的城市相比，这些城市显然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