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生态学、浅生态学与环境保护

  “深生态学”本是由挪威生态哲学家阿恩.纳什创建的一个生态哲学理论流派，主旨是强调人类内在与深层次的生态意识的形成对于其环境友好行为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无论是环境道德还是环境法律都是第二位的，因为它们都是“治表不治本”。他的这一观点被各种形式的生态政治激进主义者广泛接受，而他本人也因为对环境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双重影响而被联合国授予了“地球保护奖”。当然，相对于这种“深生态学”而言，其他各种形式的环境政治理论都是浅绿色的，或是“浅生态学”。

  国内学者像余谋昌和叶平等在90年代初开始引入关于“深生态学”与“浅生态学”、“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的争论，并因为倾向于一种“深生态学”的立场而受到正统哲学理论理解界的批评。在后者看来，即使从主张环境保护的立场出发，我们也不一定要采取、事实上也不可能采取一种真正超越人类主义的立场。从环境政治学的立场看，上述讨论可能过分地拘泥于了理论论争的层面，比如如何构建一个逻辑缜密的生态伦理与生态哲学体系，却相对忽视了为我们的环境保护政策选择与改变人们环境相关行为提供切实的智力支持。

  那么，“深生态学”政治何以和如何能够发挥这样一种功能呢？我觉得，它主要是通过提供一种“生态乌托邦”的或绿色政治的想象或意象。简单说，它可以启发我们从一个根本不同于常规的思维方式来考虑我们的现行生存与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各种正统政治制度及其规范。但遗憾的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深生态学”政治似乎在日益让步于各种形式的“浅生态学”，其最新实例则是各国政府与公众对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的最新报告的回应。

  我们还可以发现更新的例子，本周之内的3月31日，澳大利亚的悉尼市发动了自觉“禁电”一小时的活动（CCTV 《新闻联播》2007年4月1日），目的是提醒大家关注并积极参与全球削减温室气体问题；而我国一年一度的植树节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刚刚度过了它的29岁生日。除此之外，还有我国的新兴驾车族最近发动的“休车日”创议，国家环保局官员近日发起的“环保公益日”创议（《齐鲁晚报》2007年4月2日），等等。笔者绝不是说这些活动无关紧要，而是说当我们从“深生态学”政治的视角看问题时，上述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而当我们以为上述这些措施是我们应该和能够为环境所做的一切时，几乎可以肯定，人类不可能找到真正解决温室气体问题和克服生态危机的道路。

  因而，“深生态学”绝非只是生态哲学家与伦理学家们高谈阔论的话题，还应成为一种广泛普及的“环境政治意识”。至少，在我们思考与应对如何缓解某一生态环境难题的同时，能否让我们更大胆地思考一下，这一问题是不是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的。比如，制止烧烤摊上的“麻雀串”叫卖者的最好方式，不是工商部门的强化管理和高额征税，而是使这种行为成为每一个人的“良心禁区”。（《齐鲁晚报》2007年4月2日）就此而言，笔者更欣赏美国的环保斗士约翰、弗朗希斯，他从1971年开始因为家乡旧金山的一次原油泻漏污染事故而采取自残“禁声”并坚持了17年时间，直到1990年起才恢复讲话来推进环保事业。（齐鲁晚报）2007年4月5日）他的这一手段未必可取，但却至少表明：我们的环境保护努力确实需要创造性的思维，其中很可能蕴涵着某种个人甚至集体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