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民主挑战精英民主：瓮安事件反思的民主制度视角

抗议民主挑战精英民主：瓮安事件反思的民主制度视角

  “6．28瓮安事件”随着贵州省委书记的三次公开道歉和许多渎职官员的被解职，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转机，但鉴于这只是近来连续发生的一系列少数公众冲击地方政府机关事件中的一个（比如上海的冲击地方公安机关事件和张家界的冲击地方政府事件），以及在政府官员中颇有市场的“以强硬态度应对刁民”（只要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高论，我们需要从更深层的民主政治制度视角来思考这些问题。笔者的看法是，这些民众抗议事件的集中出现可以理解为抗议民主对精英民主的一种挑战，如果应对不当，它很可能会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所谓精英民主是指一个国家建立在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精英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管制框架。精英民主不是政治专制——由社会中的某一家族或少数群体垄断政治权力，而且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依据或基础——因为社会精英更有能力代表社会整体和大部人的利益，但它还不能等同于现代民主，更谈不上直接民主。精英民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化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各种社会精英之间的政治力量平衡及其相互牵制（比如政治家、经济巨头、知识分子等等），二是公众对政治权力的制度性授权与约束。就此而言，现代代议制民主一方面仍然是一种精英民主，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直接民主，另一方面是经过实质性（至少在程序意义上）改进的精英民主，因为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部分解决了民主政治构架中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现代代议制民主能够在欧美国家盛行并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理念与实践中的主流？在笔者看来，这归根结底还要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视角来理解。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可能过分地注重了其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结构层面，而相对忽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及其结果对社会个体的巨大改变（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方面）。通俗地说，一个同样受到高等教育的普通商人是很难被一个仅仅依靠手中权力的政治家欺骗或恐吓的。相应地，政治制度的民主设计（尽管仍然是以精英为中心）就成为一种必须的选择。

　所谓抗议民主，简单地说，是部分被社会主流（特别是制度渠道）排斥的公众所采取的表达其政治关切或利益追求的方式。当然，并非所有的抗议活动都是民主，比如上海的袭击警察局事件就已经演变为一种变态的社会报复。但是，无论是非暴力的还是轻暴力的社会抗议本身，都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一种重要补充甚至形式。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代议制民主的多数制原则内在隐含着一种排斥性理念与机制，即对少数派意愿与利益的制度性漠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民主制度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对少数人意见的尊重（虽然未必能够满足其要求）。就此而言，适当程度的抗议民主确实是一种健康的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而且会促进传统精英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回到“6.28瓮安事件”这一主题。我们完全可以积极地理解为，这些公众抗议事件的出现凸现了我们目前这种实质上的精英民主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而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陕西省的“正龙画虎事件”，一层层的民主政治制度竟然未能阻止一个无论知识还是计谋都相当有限的农民的骗局（笔者当然也不相信只有周正龙自己在做战）。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地引导社会公众以一种健康温和的方式表达其可能遭到的官僚欺侮与制度漠视，构建一种有效制约与促进代议制民主的社会抗议民主。总之，即使不考虑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对弱者和弱势群体的关心甚至偏爱应该成为我们制度设计与运作的一条政治准则，何况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21世纪的人类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