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工匠”

    在欧洲某一城市居住一段时间后大都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里的各种建筑维修与施工可谓是既数量众多、又进展缓慢。数量多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差不多每一个欧洲城市都有数不清的历史古迹和文化遗产，年代久远后自然需要进行一些修缮与维护，但令人费解的是它蜗牛爬树般的施工速度。比如，笔者2005~2006年间访问居住的德国城市是曼海姆：大部分人对她的了解仅限于南部巴符州的工业重镇，其实她还是一个莱茵河与内卡河环绕的秀美之城。她的两个最主要景点皇宫（曼海姆大学所在地）和基督教堂在我们9月初到达时就已开始维修，而到来年8月底即将离开时，皇宫终于露出了它正面的尊容，而教堂的3个尖塔仅仅结束了一个。后来听说，二者的截止工期都是2007年的某个时间，因为届时该城市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笔者实在不愿相信，这里也搞什么政绩或献礼工程，但我们必须要接受的遗憾是，这次恐怕很难拍下二者的完整画面了。这是关系到“百年大计”的宏大工程，当然需要多耗费些时间。但是，位于市中心的一条长不过千米主街道的轻轨改建，也足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当你看到工人师傅们那不紧不慢的敲打砖瓦动作时，真是从内心里替他们着急。而这也成为了笔者与爱人散步时经常开玩笑的话题：如果请我们“深圳速度”的乡村建筑队来，如何如何……而等它终于完工时，你又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德国产品（尽管实际施工者多半不是真正的德国人）、质量保证。
   
    仔细想来，这一现象其实蕴涵着富有哲理的另一面，尤其是当把它与我们这些“教书匠”和“学术匠”的工作相比照时。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恐怕是国内学术界和高校争论不休的关于“标志性成果”和“精品工程”的各种讨论。鉴定一种教研成果精尖与否及其程度的科学标准难免会存在着某些差异，但可以确信的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标志性成果”都与我们目前的大多数“精品工程”没有直接的关联。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像建筑工匠师傅们所展示得那样，但真正做起来又的确不容易。想想我们那机械式清点数目的博导教授评审、秋后算帐式的教学科研工作量统计、名目繁多的重点工程启动与验收、无休止的各种表格重复填写，等等，每个人都不得不处在马不停蹄的奔波之中，即使能够经受起身心劳累之苦，也很难做到平心静气地研读思考。笔者无意于否定或贬低正常的学术竞争与学术管理，但近年来欧美访学后感触日深的是，学术合作与学术自由显然更为关键。
   
    在过去的一年中，笔者幸运地获得了这样一个系统疏理与深入思考近年来关于环境政治论述的“自由时空”，其具体成果就是展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正因为如此，笔者首先要感谢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研究基金和曼海姆大学欧洲社会研究中心（MZES）。前者为笔者的这次欧洲访学提供了主要的财政资助，而后者作为合作与接收单位提供了舒适便利的科研办公条件。与此同时，由于本书选自笔者近年来作为一系列科研课题最终或阶段性成果发表的专题论文，笔者还要感谢为此提供了各种形式资助的“中欧高教合作项目”(The EU-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me)、“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DAAD-K.C.Wong Foundation)、“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和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EYTP)、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Fok Yingtung Education Foundation)与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此外，国内外同行约翰?巴里、多纳苔拉?德拉泡塔、简?范?戴特、安德鲁?多布森、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戴维?佩珀、托马斯?波古特克、克里斯?卢茨、迪特?鲁赫特、杜维明、余谋昌、叶平、杨通进、韩立新、陈志瑞和刘京希等，近年来也以不同形式给予了学术帮助与建议，笔者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与爱人的这次海外远行，虽然让我们的女儿尽情享受了一番“天高任鸟飞”般的自由生活，却让我们年事已高的父母和家人平添了繁重的家务琐事与养育责任。对此，任何言辞都难以表达笔者内心的歉意与感激。                   
                      
                                                                         曼海姆/2006年9月4日

*本文是笔者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环境政治国际比较》一书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