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中的西欧社民党与社会民主主义

　　应该说，西欧社会民主党在2001~2002年举行的大选中所呈现的依然是一幅分裂的、多彩的政治图画。自90年代中期以来、以不同形式执政的绝大多数社民党都遇到了严峻的选举挑战。在17个西欧国家此间举行的共11次大选中，社民党3赢7负，处于绝对劣势。结果，1998年末一度出现的“粉红色西欧”政治景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当然，英国工党、瑞典社民党和德国社民党的关键性胜利无疑都具有超出它们自身范围的重要性，尤其是后两者的竞选获胜对于理解西欧中左政党及其政治的近期未来至关重要。
　　可以看出，“执政表现—选举战略—政治机会环境”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大致解释西欧主要社民党此间的竞选结果。就国别而言，英国工党相对于主要竞选对手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处在明显的劣势地位，而德国社民党和丹麦社民党、葡萄牙社会党、荷兰工党则处在旗鼓相当的水平。也就是说，最容易预测的大选结果是英国工党的胜利和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的失利。就主要影响要素来说，特定政治机会环境下的选举战略看起来比执政表现更为重要。除了德国社民党，其它社民党在政策管治层面特别是经济政策上都是基本肯定的（6：1），尽管它们的中期选举结果并不十分理想；相比之下，除了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其它社民党都组织了一次并不成功的竞选（2：5），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它们对政治机会环境的误读（2：5）。因而，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西欧社民党在这一选举周期中的弱势表现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偶然性，尽管不能对此做无原则的扩大。
　　那么，西欧社民党的竞选成败与其“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更新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从竞选结果看，它们的确呈现了某种程度的正向相关性，而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布莱尔领导的、“第三条道路”旗帜下的英国工党以绝对优势成功连任和政治意识形态更新进展滞缓的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与法国社会党的竞选失利，虽然英国工党提前1年举行的大选使其具有相对于其它欧洲大陆同伴的、相当程度的不可比性。但是，对二者关系的任何简单化或单向度概括恐怕都难以成立。
　　2001~2002年间举行的大选表明，西欧社民党面临的政治意识形态挑战明显地体现为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或战线，即自70年代末以来盛行一时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90年代初兴起的“新右翼政治议题”。对于前者，西欧社民党90年代中期执政以后都在以不同方式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管治理念和政策手段，并对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模式特别是福利国家制度进行改革，而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甚至试图用传统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和个体自由)的价值理念对其政策创新赋予理论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或趋向于一种“社会自由主义”，尽管迄今为止它只有在工党管治下的英国呈现为一种较为明确的经济社会政策向度，并实现了与选举向度之间的正向契合。
　　对于后者，至少已执政一个任期的西欧社民党依然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移民、失业、犯罪和民族身份危机等构成的“新右翼议题政治”的突显及其重要性缺乏政治共识。公开主张对移民、犯罪采取严厉立场的英国工党和明确反对“新极右翼主义”政治的德国社民党与瑞典社民党遵循着十分不同的政治路线，至少在公众政治形象上是如此，但它们在西欧社民党中都属于少数。可以说，正是对“新右翼政治议题”的失当回应直接促成了“新极右翼主义”政党政治影响的迅速膨胀和许多社民党比如法国社会党、丹麦社民党和荷兰工党在这一选举周期中的失常表现。不仅如此，它还提出了西欧政治中政党竞争的一个新议题政治领域或新政治冲突向度问题。
　　从根本上说，西欧社民党的上述意识形态挑战来自它们在21世纪初面临着的一个已经深刻改变和急剧变化着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作为80年代中后期不断强化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区域一体化扩展的历史后果，西欧各国特别是欧盟成员国正在经历着一次新的国内经济产业结构与社会文化阶层的分化重组和一种新的民族国家与外部国际环境关系结构的重建。一方面，欧盟经济的整体强势地位和较高的区域合作水平使其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主要领导者和受益者，并使得这些国家有着一个数量不断增加、政治影响逐渐扩大的新中间阶层。另一方面，市场资本主义的非均衡本性又在冲击着原来的国家间贫富秩序结构的同时重新聚合出民族国家内部一个以传统产业工人为主的新中下阶层，而且正是他们明显感受到了二次大战以来享受的经济富裕生活和近代社会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身份面临着的威胁。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西欧国家的大规模跨国公司与金融资本是进展中的经济后现代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和积极推动者，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则最为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发展过程带来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冲击，尤其是消极性方面。

　　面对这样一个剧烈变动中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西欧社民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大都已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与经济新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某种程度的价值整合的必要性，其核心是在扩大全球化时代市场机制和个体责任的作用的同时重新划定民族国家介入或管治的范围与方式。就此而言，表面上呈现为向全球化市场与资本妥协的、“社会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或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完全放弃或背叛对社会公正核心价值的持守和追求，比如赋予民族国家某种形式的社会干预或保障功能。基于此，我们甚至不能简单断定“社会自由主义”的国家将肯定是一种范围大大缩减、功能严重弱化的国家，至少英国工党依然赋予了民族国家明确的就业“干预主义”和个体平等机会促进职能。但是，对于包括英国工党在内的西欧社民党来说困难的是，它们不仅在趋近自由主义政治传统时依旧面临着对个体“真实机会”或某种形式公正价值理解的左翼主义或中间主义的不同视角问题和对个体“公民责任”界定的自由主义或“社区主义”的不同取向问题[4]，而且在回应“新右翼政治议题”时也面临着几乎必然出现的“反自由主义”价值倾向问题。比如，英国工党对犯罪司法程序与审判的强化、对外来难民和移民的严厉法律限制、对境内移民的强制性融合举措等等，都有着一些限制个人自由甚至反进步主义的色彩。因而，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的“社会自由主义”化并不是西欧社民党正在进行的政治意识形态革新中的唯一选择，甚至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也仍然有着十分不同的政治前景，而且沿着“反自由主义”思路能否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对“新右翼政治议题”的成功吸纳也未可知。

　　从选举政治的层面看，西欧社民党事实上同时面临着如何应对西方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正在形成的新中间阶层和重组中的新中下阶层的挑战。一方面，正如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的竞选政治实践所表明的，即使在大量宣传甚至启动实施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或“新中间政治”意识形态与政策改革之后，它们依然在主体选民中维持了“社会公正价值支持者”的中左政治形象。可以说，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和瑞典社民党的再度竞选胜利首先是一种中左政治及其相应政策选择的胜利，而不是它们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公众政治形象革新的直接结果，尽管英国工党确实做到了更多地吸引广泛范围内的中间化选民。但另一方面，西欧社民党在同时诉求于上述两个群体的选民时同样面对着像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那样的取向性或内在冲突。西欧社民党的确在努力扩大来自成长中的新中间阶层的支持并为此调整传统的中左翼经济社会政策，而这几乎肯定蕴涵着失去传统中下阶层选民的政治风险。而且，越是在对传统中左选民依赖程度较高的南欧国家，社民党实行这种竞选战略转向的政治风险就越大。比如，法国社会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和葡萄牙社会党的竞选失利在更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多半是被动采取的中间化的经济社会政策导致的传统执政伙伴或中左选民的惩罚性背弃。

　　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竞选表现和它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更新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它们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反思的努力而不是这种努力所达成的概念化成果促成了西欧社民党在90年代中后期的“选举政治复兴”，而“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政策和竞选政党所具有的反思性或应变性特征也使其容易实现这一点。依此而言，“社会民主主义”在并不准确的“社会自由主义范式”下的政治思维更新将会持续下去，其中包括最终实现对“新右翼政治议题”在某种形式下的吸纳，并使西欧社民党在21世纪有一个相对乐观的选举政治未来。另一方面，政治理念与思维层面的革新努力并不能决定或直接转换为选举政治中的成功。2001~2002年大选结果所表明的是，西欧社民党作为一个以竞选获胜为基本目标的选举政党，真正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基于执政表现和政治机会环境的适当选举战略，尽管现实中看起来是其中某一个方面的致命缺陷或对其中某一方面的成功利用决定其竞选结果。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意味着，它们的选举命运将取决于能否在逐步扩大其新中间阶层选举支持的同时维持其中左政党的政治形象。

　　依此，笔者可以对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或西欧社民党的近期前景做出如下基本判断：在北欧和西欧国家，已经较为成功地吸纳了经济“新自由主义”与“新右翼政治议题”的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很可能将延续它们在选举领域中的胜利，而德国社民党对经济“新自由主义”、荷兰工党和丹麦社民党对“新右翼政治议题”的进一步回应将会决定其随后大选中的选举表现；在南欧国家，尽管基于各不相同的原因，法国社会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和葡萄牙社会党由于在对上述两方面意识形态挑战回应上的步履维艰，似乎正在进入一个选举政治的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