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笔者在前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的，本书并不企望构建一个系统化的当代环境政治学理论体系，或找到一种普适性的人类环境政治实践范本。就此而言，中外环境政治的上述国际比较的确证实了这样一种设定。一方面，环境政治或生态政治——无论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价值与理念话语，还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运作与参与方式，至少与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时相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生态环境议题的政治化和政治思维与应对的生态化，已成为当代政治理论与实践——无论基于何种政治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类型——中一个无法回避甚至被主动趋近的侧面。甚至可以说，各种压力或动力促动下的政治绿化或绿色政治，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政治时尚”。另一方面，正如本书各章分析所表明的，我们的生态政治思维与实践应对——无论就其创议本身而言如何新颖脱俗，似乎都未能形成一种激进变革现代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现实性力量。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是如此，而在少数欧美发达国家中也不例外。这其中既有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或群体的现实利益追求差异的制约，也有更深层面上的人类政治价值观念甚至一般文化意识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偏执或“物种局限性”。依此而言，我们并没有充足的理由为人类生态环境的现实及其未来感到欣慰和乐观。
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止步于此。在笔者看来，环境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要求我们面向与走向未来的政治。当然，它绝非只是乌托邦意义上的未来政治想象，而是会触及到或需要启始于人们现实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生态政治是生活政治”的口号所表达的正是绿色政治的这层含义。具体地说，未来取向意义上的环境政治至少包括如下3个方面的内涵。首先，环境政治是一种未来信奉和思维的政治。它绝非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未来乐观主义，更不是基于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不断扩展意义上的未来乐观主义，而是对一种从根本上超越现代生产生活模式的人类未来生存可能性的政治信奉及其规划。换句话说，环境政治所信奉或追求的不是现存生活模式的未来，而是未来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我们远非处在人类历史的所谓终点，而是人类迈入新一历史阶段的转折点。因而，对于环境政治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首先是一种话语政治或“希望原则”，然后才是一种实践政治。
其次，环境政治是一种成功吸纳欧美国家环境政治实践中未来性要素的政治。无疑，欧美环境政治实践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环境政治，就像它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是一种特殊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一样。也就是说，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既不是生态主义的或任何意义上的深绿色的，也不是一定有效的或最有效的。但无论如何，它们对环境政治议题的理解、框架化和对策，体现了在西方民主政体下的绿色政治或政治绿化所可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而这肯定包涵着人类现代民主政治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视野下对生态环境议题进行政治回应时的普遍性成分。换句话说，欧美环境政治的目标与手段当然不应自动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未来设计与摹仿对象，但已经发生于它们中间的昨天与今天的绿色故事，应该蕴涵着我们明天甚至后天发展中的某些真理性颗粒。对此，一种最积极的态度是正视、沟通与借鉴，而不是回避、拒斥与指责。
其三，环境政治归根结底是关于我们自己绿色未来的政治。必须看到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施近30年后的今天，生态环境问题对于我们而言正在发生着诸多方面的实质性变化。一方面，就其量的积累与实际危害的严重性来说，它已经成为我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必须严肃应对的经济技术性、社会性与政治性难题。甚至可以说，它正在演变成为伴随着无序与过度“发展”而来的广泛性自然生态与居民生存环境危机。另一方面，我国正在形成一个多维而崭新的应对生态环境议题的总体环境。概言之，应对生态环境难题已经既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与环境利益交换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应付西方国家环境外交压力的问题，而是开始成为一个我们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换句话说，环境政治已经逐步体现为在政府与公众、政府不同层面、文化精英与普通大众、国际压力与国内动力等众多向度上展开的现实政治。在这样一种全新的背景下，我们的环境政治思维与实践必须开拓新的视野、新的思路与新的境界。
基于上述3个方面的“环境政治共识”，我们也许可以更为深刻或前瞻性地思考中国环境问题的性质与出路。当然，从任何一个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依然进展中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与不断积聚的生态环境挑战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一种一般性概括，都是非常困难的。但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严肃性的理论探讨都必须始于界定并回答如下3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国面临或即将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性质与特征究竟是什么？如何评价中国政府以及社会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现实政治与政策回应？如何判定国际与国内政治动力及其相互作用对中国政府环境政策进一步调整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此而言，2006年由阿瑟?摩尔（Arthur Mol）与尼尔?卡特（Neil Carter）编辑的《环境政治学》专辑《中国的环境管治》和凯利?加拉赫（Kelly S. Gallagher）著的《中国正在变挡：汽车、石油、污染与发展》[1]，提供了一个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分析案例。
《中国的环境管治》一书在《导言》中宣布，其目的是“集中分析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史无前例的环境管治革新动力”[2]，并把中国环境管治体制的革新与转型概括为4个层面：政治转型（环境国家建设）、经济角色与市场动力的作用（经济刺激与角色）、形成中的非国家与市场制度（环境非政府组织、媒体与环境、社会规则与行为规范）和国际一体化进程[3]。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各章节分别从行政监管体制、经济、公民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等视角做了具体分析。作为结论，卡特和摩尔认为，中国的环境管治体制正在出现一些新的特征：环境国家能力的强化、从环境规制向环境管治的转变、环境政策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民社会作用的不断增强。[4]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声称，由于转型中的中国已与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实质性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中国的环境改革可以称为生态现代化的一个变体或另一种风格”[5]，并因而正在成为“生态现代化的前沿”。[6]
相比之下，《中国正在变挡》是一个更为典型的、从生态现代化视角解读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关系的实例。凯利?加拉赫在开篇所确定的研究问题是，通过对1994—2002年美国汽车工业对华直接投资状况的实证分析，“探讨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在何种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更清洁高效技术的有效机制”，而她相信中国最终可以依此同时实现“环境改善、减少石油进口基础上的国家安全和制造业的持续扩大这些看似矛盾的目标”。[7]在描述了一个集中于汽车工业、能源消耗、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和新技术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后，她详细分析了3个美中合资汽车制造商北京吉普、上海通用和长安福特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其它们的技术转移政策与实践。尽管并未发现太多它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支持性证据，她却得出结论说，“只要具备适当的结构性动力，国际技术转移可以成为中国更清洁高效汽车技术发展的有效工具”。[8]
如果把生态现代化模式宽泛地界定为下列要素的综合：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迁、经济与技术基础的改善和环境友好的国家，那么，上述作者的基本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几乎所有欧美发达国家都在经历着一个程度不同的生态现代化过程，而中国也无疑地走向这一方向。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中主要在经济上广泛受益于其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它自此进入一个通过采取更严厉的环境立法与监管制度来实质性改善生态环境的阶段。但就其深绿色版本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意蕴要丰富与深刻地多：环境质量改善不仅要被公开信奉为一个值得追求和可以实现的目标，还要内化于所有经济与技术发展举措之中，而不能只作为后者的副产品。[9]因为如此，即使欧美国家中也只有少数欧盟成员国比如德国和荷兰真正属于这一群体。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离一个生态现代化国家都还有遥远的距离。就此而言，在阐释中国环境管治体制改革的复杂动力及其未来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现代化的视角也许是鼓舞人心的，但却远非是唯一性的、甚至可能是误读性的。
在笔者看来，中国面临着的巨大环境挑战不能仅仅通过环境制度改进与经济增长向度来加以理解与解决。一方面，构建一个健康的或生态现代化的环境管治体制（就像在欧美发达国家中那样）并使之有效运作，不仅需要一种强大与结构先进的经济与技术，还需要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民主体制、主动的公众参与和环境觉醒的公民，而这些未必是持续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自然结果。可以说，要成功创建一个现代化的环境管治体制，政治和社会向度下的努力与经济和环境制度向度下的努力同样重要。另一方面，庞大数量的人口和极其稀缺的人均自然资源，构成了我们追求一种西方式经济发展及其应对环境难题模式的内在局限。换句话说，在我们做到真实超越经济增长优先的战略与思维之前，中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或绿色道路。毫无疑问，那将需要一个现行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方向性改变，而不是局部性调整。正是在这方面，生态现代化的理念在绿色变革进程中可能会发挥一种阻碍而不是推进的作用。[10]至少在当今的中国，“生态现代化”在实践中更多地被理解或解释为“现代化会导致生态化”或“生态化位于现代化之后”。
总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态现代化视角下解读中国生态环境挑战时内涵于其中的方****缺陷——往往忽视其作为一种环境政治解决思路与方案应有的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而在于与同样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学者的“中国环境威胁论”批评相比，我们更容易不加分析地满足甚或陶醉于上述这些中国环境管治体制上的“正面画像”，进而自觉不自觉地迷恋于一种生态环境难题理解与应对上的表面化与肤浅化。这也许只是笔者的“庸人之忧”，但事实是，如何从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走向对生态环境基础的制度化有效保护，我们依然没有成功的经验——无论是在经济技术层面上还是政治社会制度层面上。因此，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声称，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现代化方法正在开辟中国走向绿色未来的现实道路，或者，中国正在通过追求这样一种生态现代化战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典范。
注释
[1]Neil Carter and Arthur Mol(e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special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5/2(2006); Kelly S. Gallagher, China Shifts Gears: Automakers, Oil, Pollution,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6).
[2]Neil Carter and Arthur Mol(e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p.165.
[3]Neil Carter and Arthur Mol(e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p.155.
[4]Neil Carter and Arthur Mol(e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pp.333-336.
[5]Neil Carter and Arthur Mol(e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p.333.
[6]Arthur Mol,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frontiers of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7/1(2006), pp.29-56.
[7]Kelly S. Gallagher, China Shifts Gears: Automakers, Oil, Pollution, and Development, p.1.
[8]Kelly S. Gallagher, China Shifts Gears: Automakers, Oil, Pollution, and Development, p.141.
[9]Debra Johns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in John Barry, Brian Baxter and Richard Dunphy(eds.), Europe, 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London: Routledge, 2004), pp.155-159; Albert Weale,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Duncan Liefferink, Philip Lowe and Arthur Mol(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4), p.206.
[10]Stephen C. Young(ed.),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London: Routledge, 2000), p.20.
*本文是笔者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环境政治国际比较》的结论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