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培养与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又到了一年一度研究生论文答辩与毕业的时候，自己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和两位硕士研究生也将结束3年的学习生活而走向新的工作与人生阶段。作为导师，既深深有感于他们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辛苦，也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因为这一阶段的学习能够有所收获、有所提升。但是，一旦超出这种狭隘却真挚的师生之情，作为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导师和学者，笔者对我国目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与机制确有许许多多的疑虑与困惑，而昨日聆听了包括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在内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经验或举措后，这些困惑反而愈加深重了。

　　首先，谁是高校研究生培养及其机制改革的主体？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从外部方面说，我想，这应该包括政府相关机构（尤其是教育部）、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媒体和学生家庭等等，它们都从某一方面是高校研究生培养投入与产出的利益相关者。从内部方面说，它应该包括一所高校内的管理部门（特别是研究生院和学院）、研究生导师和广大研究生等。这在理论上并不难说清楚，问题是如何真正确保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在这一系统过程中的“主动地位”？比如说，这次改革的主要动力（给人的感觉）是研究生导师们难以抑制的招生欲望，但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和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大量招收与培养研究生的动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他们的经济支付能力与动因也很有限。

　　其次，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任务与目标是什么？几乎各个高校都把自己的改革目标界定为强化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师生利益联系，相应地是学生基本生活待遇的改善而不是降低。但事实上，一方面，只要国家、社会（集资）和学校（内部分割）不大幅度增加研究生培养方面的经费投入，任何改革方案都将只能是一个“拆了西墙补东墙”的折衷。另一方面，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真正提高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极其关键的是对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活动的科研基金扶持体系和毕业论文质量的科学评价体系，至少不仅仅是个导师出点经费就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培养研究生是我国科研人才与学术梯队建设大系统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有一种战略性眼光，仅仅着眼于如何重组目前的研究生经费投入框架没有前途。

　　其三，任何一种改革的预期成效都需要一个基础性的整体环境，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不例外。那么，我们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总体环境究竟如何呢？比如，要想使研究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与研究过程中去，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宽松与理想的就业预期（特别是学术研究与教学预期），而不只是略微改善的校内学习与生活条件，而这方面的情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来说并不乐观。再比如，要想使导师们心甘情愿地开展与研究生们建立平等互利的学术合作关系，他们需要相对充足的学术资源，而我国目前的学术资源分配机制显然还缺乏必要的公正与公允。教育部和高校如果不是在这些大环境和小环境营造或重建上考虑问题，而只是着眼于点点滴滴的层面比如给予研究生导师更多的招生自主权，即使不是逃避责任，也是舍本逐末。

　　我们国家本来就充斥与弥漫着行政权力和对行政权力的崇拜（高校也不例外），现在似乎又转向或添加上了市场这一“万能处方”。事实早已证明的是，市场机制即使对于经济也不是万能的，对于学术研究这一特殊领域就更是如此。研究生培养质量当然应该提高，研究生在校物质待遇当然应该大幅度改善，研究生导师当然应该更多地鼓励与吸收学生实质性参与学术研究。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支持把研究生培养模式与机制的改革，简化为对研究生导师招生数量的控制和研究生导师增加对学生的强制性投入。即使我们把这一改革的直接目标理解为控制研究生导师招生中的“非理性需求冲动”（即希望自己的学生越多越好），它显然也不是一个均质性现象。如果普通学者在某种异化的权力面前是弱势的（因为我们已经假定了有些好的导师招不到学生），那么，他们在“市场主义”的学术竞争中也未必是强者；如果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走向经济因素标准对学术标准的替代，那么，依然相对稀缺的研究生培养资源几乎肯定会助长进一步的学术腐败。笔者担心的是，目前改革的最终结果也许是一种继续强化的行政权力与日益扭曲的学术市场的“折衷”，而那将离我们所追求或期待的振兴中国学术研究的目标更加遥远。

本文首发表于：2007年5月19日 7时22分46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