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引进麻雀与购买碳减排量的是与非

据报道，湖北凤冈县城管局公开向社会有偿引进200只野生麻雀，每只10元。原因是，由于大量农药的使用，至上世纪90年代，该县的麻雀几乎绝迹，而由于失去了麻雀这一天然杀手，县城绿化屡遭虫害。无独有偶，央视主播芮成钢为自己的汽车驾驶向一家国际环保机构购买了价值315元的“碳减排量”（具体计算方法为：2.4升的排气量，平均每周200公里的行程，产生二氧化碳2.39吨），成为国内公开购买碳减排量的第一人。他自豪地说，“别人买股票，我买二氧化碳”。“购买碳减排量有些像是给我们自己赎罪。我选择了购买二氧化碳排放的额度：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的礼物，献给象征着科技、绿色和人文的北京奥运”。从直接的层面上说，我们应该为凤冈县城管局和芮成钢的行为叫好。作为一个国家机关，能够公开承认所辖管区内存在的生态物种失衡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解决，是需要一定勇气的；而作为一名国家单位工作人员（尽管他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普通公民），能够主动为自己的汽车驾驶行为带来的环境影响支付一定费用，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但 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只是它“是”的一面。更进一步说，这种行为的缺憾至少有二：其一，经济补偿环境行为的副效果问题。其二，环境直接行动效果的有限性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生产与消费行为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愿意为此支付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费用，这当然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的一个正向性动力。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把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与义务简化成为一个增加的生产与生活成本；相反，我们依然应该更多的从我们的自然价值观念革新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深度来考虑问题，相信尽可能地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我们必须应当做的事情，是份内之事，而不是基于严格的环境法律或我们高尚的道德。否则的话，这种经济支付有可能变成使我们非生态行为正义化的借口。否则，就会出现我们经常听说的那个笑话的尴尬场面：随地吐痰一次，罚款5元，一个人干脆交10元并补吐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在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我们的灵魂或多或少都已受到金钱的腐蚀，很容易将许多问题经济化的同时庸俗化金钱化。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连我们的环保局也热衷于各种形式的环保收费与罚款。结果，环保或生态环境变成一种旗帜或招牌，人们在这种旗帜或招牌下一如既往的生产与生活。还有一个例子，西方国家许多人每年都向绿色和平这样的环保机构签付支票，但并不妨碍他们为石油公司和化学公司工作。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他们的那些小额捐助（相对于其年度收入而言），远不只是心理上的救赎，还是其日常行为的合法性论证。

5^)t/GxGzj0  再谈一下第二个问题。环境个人行动或直接行动是环境政治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并直接促成了西方绿色运动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扩展。但是，环境个人直接行动明显地存在着一个缺陷：即它往往忽视生态环境问题成因与克服上的制度层面和路径。应该说，这一难题在西方国家也没有真正解决（正如生态社会主义指出的，它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不可能解决）。所以，环境个人直接行动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包含着双重含义：即现代民主制对公众参与的制度激励和公众对现代民主制生态转型的失望。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同样面临着两个层面上的任务和压力：既要重建我们的现代化生产与政治管理体制，又要积极发挥公众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的主动作用。只有这样，我们积极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巨大环境压力的同时，逐步形成一种真正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与公众生活方式。就此而言，过分强调或依赖环境个人直接行动，可能会使我们过于偏向于生产生活细节方面的修修补补，而如果将这种个人直接行动的对象仅仅局限于个体性的经济责任或经济付费，效果会更糟。因而，环境个人直接行动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个人的也必须是政治的、社会的。

  事实已证明，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远远超出我们已有的政治智慧与想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更加开放的政治视野与心胸，在绿化我们的经济社会政策之前先绿化我们的心智。就此而言，有偿引进麻雀和购买碳减排量都是绿色之举，只是我们不能将灯色理解得过于笼统和泛化，而是应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齐鲁公社2_ C:m)O:{rz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7年8月26日 15时45分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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