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需要新思维(三)

    即使我们能够达成如下共识——当今中国的生态环境依然处在一种十分严重或危险的境况之中，而我们的理论与实践回应都还相当不充分，我们依然可以有着相去甚远的路径选择。基于上述对中国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与其不断凸显的增长经济特征的相关性论证和对过去30年中主导性生态政治学演进的批判性分析，笔者将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否能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成为一种更激进的绿色选择。齐鲁公社"J] ci(A(y2f3DdX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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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生态文明或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一个新术语，至少在学者中间是如此。但在中国背景下新颖的是，中国共产党将这一词汇明确纳入了2007年11月举行的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并将其提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总路线——“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要素之一。结果，“建设生态文明”得到了像“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少数术语一样的高密度关注。现在，我们还无法对这一新生态政治学话语和议程的实践效果做出任何客观性的评估。但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看，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的是，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界定有着十分不同的方法，而只有它的社会主义版本可以构成对现实环境难题的真实的和根本性的解决方案。齐鲁公社'Iz*r#O+hK

    就环境关切而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以下三重意义上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和“现实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首先，人民的健康生活而不是资本的赢利，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动力机制。那意味着，无论是经济生产的组织还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都将采用一种更加以人为本的或“在不平等中实现平等”的方法。市场体制也许还继续存在，但人们应当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一种社会的和民主的方法来安排他们的经济活动。结果，经济将还原到它的历史性地位，即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具有社会性意义和被社会控制。其次，生态可持续性将最终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换句话说，“经济发展优先”将让位于“生态可持续性优先”。并非由于届时可以达到的富裕程度，而是由于被充分意识到的自然极限，生态觉醒的公众——同时包括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将会明确承认，没有生态可持续性任何类型的人类文明都是难以长久维持的。因此，那些违背这一原则的发展项目将很难被提出或被批准。再次，经济增长，尤其是那些借助大规模经济开发项目和全球性贸易实现的增长，将不再是值得期望的或追求的。随着对发展项目的生态副效果和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内在制约的承认，人们将很容易接受，无限制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而经济增长崇拜将被质疑并最终被抛弃。而且，如果生态需要的话，经济增长可以减速，甚至实现负增长，而大规模经济开发项目和全球性贸易应当是首当其冲的压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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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0k#ifC0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上述特征清楚地表明，一方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维并不重要。无论是绿化着的资本主义还是绿化着的传统社会主义，都不可能采取甚至想象如此激进的政策变化或重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维并没有过时。要想超越依然弥漫于甚至某些绿色生态政治学理论的“增长意识形态”，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思维依然是绝对必需的或十分紧迫的。

　　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确可以构成一种对中国当今主流生态政治学的更激进更绿色的替代。但我们在做出任何肯定性结论之前还必需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版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否可以在中国现实中得到成功应用呢？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是否真的能够限制与弱化不断发展中的增长经济特征以及这一特征的支持性条件比如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和社会的经济化呢？的确，许多支持性因素表明，中国可以主动有效地落实这一生态政治学理论，并在经济规模增长到适当程度但还未失去社会控制之前实现这种绿色转向。在所有这方面的因素中，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愿与执政能力，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的严重的自然环境制约，尤其是依据西方传统工业化模式而言。就前者来说，“以人为本”和“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仍是统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第一政治准则。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政府落实这些原则的能力, 一旦它决定这样做的话。而就后一因素来说，一旦足够数量的政治家与社会精英充分意识到中国面临的自然极限的严峻性，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种巨大挑战就有可能转变成中国发展战略方向性调整的真实性机遇。齐鲁公社6et/E&X(s7@al

;\F.I}s,r}~0  　当然，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从生态社会主义视角而言的诸多不利性因素。首先，经济发展无论在国际层面上还是在国内层面上的严重不平衡，为中国政府提供着一个追求持久高速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或辩护。结果，各级政府日益担当起一种吸引外来投资和促进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工商业性角色。不仅如此，中央和区域政府都在实施大量的直接投资性大规模经济开发项目，而且往往以消除某些地区的经济贫穷的名义。这一趋势中产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不是谁将从这些宏大项目中真正获益，而是会造成一种人为景象：发展总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不是基于人们的需要而是人们的欲求，因为几乎任何人都是相对贫穷的，而且欲求是可以人为创造出来的，比如通过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其次，中国社会中的流动资本总量正在迅速积聚与膨胀。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1.528万亿美元，而沪深两市的股票市价达到了32.7万亿人民币。资本的生命在于盈利，如此庞大的资本总量必须找到适当的投资出口以实现增值。而当遇到困难时，资本就会通过其政治与社会代表来表达其要求，就像我们在2008年初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年会讨论中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两种趋势，再加上其他因素，也许最终导致中国进入一个大众消费时代，而大众消费本身将会构成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推动力——迅速繁荣起来的轿车工业和房地产工业仅仅是一个前奏。对于今日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也许正是我们期盼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好消息，但它几乎肯定会埋葬任何版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想。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今日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并不是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意义上，而是关系到我们能否走向一个真正绿色的将来。并没有任何保证中国将肯定会接受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态政治学话语与议程，而且即使最终决定这样做也未必能够成功。但现在就已相当明确的是，这样一种选择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十分不同的未来，而且很可能是更加绿色的一个。齐鲁公社(@7y&Z/a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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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i`0f0[1]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学术讨论，参见Roy Morrison, Ecological Democrac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5); 余谋昌，《文化新世纪：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齐鲁公社:mc s:f5T}[:J
[2]参见“建设生态文明”专辑，《绿叶》2007年第10期。齐鲁公社WNg6w8n~v
[3]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使用“生态文明”而不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生态文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征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二是无论在精英层面上还是在公众层面上对于过去发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简单二分法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质疑。参见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http://www.tt65.net/?action-viewnews-itemid-123, 2008年2月13日；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种术语学解析”,《绿叶》2008年第2期，第96~102页。
.cw!}z2kBP0[4] Murray Bookchin, The Ecology of Freedom: The Emergence and Dissolution of Hierarchy (Oakland: AK Press, 2005), p.219.
8Dc4?#hbD x0[5]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Humanity’s Fundamental Choices, pp.255-258.齐鲁公社p,P%N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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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el Kovel and Michael L?wy, ‘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http://www.iefd.org/manifestos, accessed on 19 February 2008.
5C P-O9dH p d0[7]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1月15日。齐鲁公社b%r"@9Uq? O"C,jnx
[8]依据中国政府正在修订的标准（人均年收入低于1300元人民币），中国目前依然有近80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参见《经济参考报》2008年4月13日。
3f1@ nz R4fMj0[9]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的外汇储备”，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 新华网，“A股市价2007年增长268%”，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1/10, 2008年4月12日。
;j)h+M^,l T8`0[10]熊剑峰，“关于富人话语权的争论”，http://news.sohu.com/20080318, 2008年4月12日。齐鲁公社aR2JI:_"To$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