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需要新思维(二)

    概括地说，过去30年中我国先后提出或形成了3种主导性的生态政治学理论，以回应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它们分别是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生态现代化）。

        1．环境保护基本国策(1978~1991)
8d"y9gO[(og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环境污染并没有被承认为一个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难题，而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出席于1972年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周恩来总理个人的政治远见。正是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宣布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核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迅速改变了政治精英与普通大众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政治思维。结果，环境保护于1983年被中国政府采纳为两项基本国策之一（另一项是计划生育）。 齐鲁公社 |G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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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国策的推动下，一个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法律与行政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在法律方面，最为重要的是1989年修订通过的《环境保护法》，而在行政监管体制方面，最重要的进展是全国环境保护局(NEPB)于1988年从隶属于国家城乡建设部的一个司局提升为直接向国务院负责的全国环境保护局(N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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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　　然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核心理念是经济现代化特别是经济总量增长相对于环境保护的优先性，相信环境保护的目标可以不必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而实现。随着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国有计划体制向市场主导体制的转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以国有企业改制和乡镇企业大量涌现为特征的高速增长时期。与内在于市场经济之中的强烈的个人致富动机一起，不同省市、地区和县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迅即构成了人们相互间经济竞争的强大动力。结果，全国统一规划或尺度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政策变得很难制定或贯彻实施。从历史回顾的观点看，对这一生态政治学主导性的合理解释或辩护也许是，那时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尚处在启动阶段，因而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还相对较轻。不仅如此，与那时遍布全国的严重经济贫穷相比，来自经济增长的一定程度的环境副效果似乎是可以忍受或原谅的。

        2．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2001)
R h[.[Z0_0m[0    可持续发展概念随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于1987年的发表而引入中国，并构成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环境话语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的一个范例。这种应对环境难题的新战略或思维，在中国政府准备和参与1992年举行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被明确接受为一种国家战略，并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媒体关注与公众支持。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媒体覆盖率与学术关注度最高的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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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GK/dL_'zM6w0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下，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为了落实政府签署的有关全球性环境议题比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公约，中国制定了大量新的全国性计划与行动战略，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中国21世纪议程》。1996年, 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一个环境状况白皮书，总结了过去10年中中国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和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两年后，全国环境保护局被提升为具有部级地位并拥有160 000职员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SEPA)。在作者看来，选择与宣传这样一种全国性话语或生态政治学的一个更重要功能是生态教育。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或感觉到各种可持续想象与不断恶化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因此，一个普通公民都可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在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走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吗？ 齐鲁公社2]2@6x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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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ReL%s'w[p0　　然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性概念是环境与发展的相容性——经济发展目标可以通过一种环境友好的方式实现。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最多能在经济发展中引入一种环境关照向度，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蜕变成如何使经济增长维持下去的方法。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的较绿色版本即“生态可持续性优先”，只是在非常少的情景中才会被提出或承认，这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中尤其如此。鉴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总体背景——“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更大程度上被界定或描绘为一种“使经济增长变得环境友好”的折衷性版本。这样一种可持续发展样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推动各种经济开发项目对环境方面的关注。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适当的政治、社会和财政制度的支持，在这种浅绿色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的经济增长从生态意义上未必是真正可持续的。在笔者看来，这很可能是中国的环境状况在一个声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代继续恶化的原因。很多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采取一种更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但看起来清楚的是，一个浅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版本无法为扼制、更不用说解决环境难题提供太多帮助。

        3．科学发展观/生态现代化(2002~  ) 齐鲁公社L"]4g_'j5ZRr1USZ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政治领导人在其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后重新概念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一种努力。这一术语最早由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于2004年提出，但它可以追溯到2002年举行的中共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号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中包括人与自然和谐方面的政治要求。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生态政治学，至少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经济正在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它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对较弱。而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信念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大而有竞争力的经济，就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第二，就自然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支持来说，中国目前的高经济增长率是难以维持的和不可持续的。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要想拥有一种具有高度竞争力和长期可持续性的经济，中国就必须努力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型，即实现“科学的发展”。因而，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界定性指标是质量、竞争力和环境友好，或者说，是一种“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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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改进版本。它更多地承认了传统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非科学性和不可持续性——以同样高的自然环境代价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并强调环境与生态考虑在经济发展中、甚至对于经济增长本身而言的极端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来自中国最权威领导层的号召，这一国策可以期待一种更加有效的落实，至少就媒体关注度与学术研究来说是如此。换句话说，科学发展观可以提供或被用作中国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环境政策的强有力辩护与推动。但在笔者看来，作为一种生态政治学理论，科学发展观也许像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样难以提供一种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更绿色观点。比如，同样变得容易的是，一个区域或企业也可以借助科学的理由为其发展政策或项目进行辩护，就像它们过去声称其政策或项目是可持续的一样。 齐鲁公社.o.EPzf(F0s!|S

    如果将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界定为高质量、竞争力和环境友好，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它与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中非常流行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相似性。它们都注意到了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难题的严重性，但又都相信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一种环境友好的方式得以实现与维持。它们都声称，借助适当的制度创新比如一个健康的市场、渐进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富有远见的技术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立完全可以一种“双赢”的方式得到化解，即实现“生态现代化”。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学者和中国学者都越来越多地使用生态现代化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环境保护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尽管在笔者看来，生态现代化未必是概括或规范中国环境保护和治理未来走向的适当词汇。 齐鲁公社m$Z4E|Z$zF,H

    那么，从上述对中国过去30年中主导性生态政治学流变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状况与其逐渐形成的增长经济特征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关性。正如前文已指出的，对中国环境保护现状的准确描绘是区域性或局部性的改善总是被新产生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所抵消或超越。没有人会否认尤其是在大中城市里发生的环境质量改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在总体上正承受着日益严重的负载和风险，而且许多地方（比如在经济发达的太湖、淮河领域）已经接近或超出自然环境能够承受的极限。其次，这些生态政治学理论在上述事实上的相关关系建立方面更多发挥了一种促进性而非限制性的角色。其原因在于，尽管环境保护随着上述生态政治学话语与议程的更替而受到不断增加的重视，但并没有发生改变的是对依据经济标准界定的社会进步的无条件肯定态度，即一种“增长意识形态”。而且，正是这种依然被过度迷恋的“增长意识形态”主宰着所有的环境友好的政治思维与政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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