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环境政治(四)

    基于上述的比较性概念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在人类文明转向、与资本主义文明比较和社会主义实践反思等三重向度上使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概念。但是，鉴于我们自身所处的整体环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什么”还依然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着它的应然状态（我们现在更多可以讨论的）和它的实然状态（未来真正可以实现的）之间的巨大差别，就像人类历史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制度化（文明化）所已经发生的那样。问题还在于，它也许会呈现为某种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伪然”状态，即一些“看起来很逼真、但实际上很遥远”的异质性文明状态——无论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还是在生态文明的意义上。因而，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讨论恐怕要着力把握住两个看似矛盾的要点：一是高理论起点，二是现实主义态度。
　　
    所谓高理论起点就是要明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当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更加符合生态规律与原则的文明化生存生活方式。据此，我们当然可以罗列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观、经济、社会、制度、政策和生产生活方式等不同侧面。但从生态主义视角来说，这其中至少蕴涵着以下3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它在基本制度框架设计及其文化价值支撑上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其二，它能够创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态环境难题解决思路与方式，其三，它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难以克服的诸多生态环境难题。

    对于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基本制度框架安排上的差异不仅要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还要体现在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上。比如，如何克服自然生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资源化对待和物质财富化占有，就既是一个人类社会关系重组问题、也是一个人与自然关系重组问题。事实已经证明，单纯所有制上的私有制和公有制都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一种生态化的制度安排必须伴随着一种生态化的文化价值及其承载者，这多少有些像我们从前曾经一再强调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意味着制度创新，还意味着生态新人或“生态人”的诞生或培育。正是由于第一个层面上的根本性特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会展现出第二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上的含义或可能性。一方面，它能够创制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所没有的生态环境难题解决思路与方式，更多体现为具体制度与政策上的生态化创新，比如自然资源的真正有计划合生态利用（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出在有计划，而是出在并没有做到合生态），另一方面，它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难以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更多体现为生态环境保护与养育的效果，比如公共交通服务的非资本取向运作问题（真正转向生态为本、以人为本），同样的制度性措施或个体行为将会有大不相同的成效。

    所谓现实主义态度就是要明确，至少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我们离一种相对成型的生态文明还相距甚远。严肃而客观地说，我们依然处在模仿与追赶欧美国家已经接近完成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当中，而它们过去的经验已经表明，这几乎肯定是一个生态环境压力最大、人为破坏最严重的阶段。因而，在我们真正实现对正在恶化中的自然环境的历史性补偿之前，恐怕连基本性的环境正义也谈不上，更不用说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创造。强调上述事实，并不是为了冲淡我们的信心与责任，而是为我国任重而道远的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一种更为客观准确的现实基础。一方面，即使处于政治动员的目的，我们也只能提出一些相对较低水平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包括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有的生态化文明成果的借鉴吸收，即使这也将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传统的工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当今中国的文明型态就主流而言已经是一种工业文明。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不是在一张白纸的基础上发展一种绿色文明，而是同时面临着一个如何超越自身的难题。而正像欧美国家所已表明的那样，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渐进式超越虽然看起来痛苦较小，但进展起来并不容易。

    因而，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什么”的回答或界定，最为重要的是既坚持一种具有很高理论起点的理想目标，又具有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实践态度。应该说，要真正做到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易事，而更加困难的是把二者在一个长期性的历史过程中有机结合起来。依此，我们才能确立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一种正确而积极的态度，而那些偏执于“节能减排”或“种草栽树”的文明建设工程（这些努力本身当然并非没有意义），往往只能会导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些“伪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