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环境政治(二)

?:N!^L8J*g'E I)T:ta0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所涉及的第二个词源学问题，是作为“生态文明”前缀的“社会主义”范畴，以及由此产生的两个术语间连接的适当性。具体地说，它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生态文明”是否应该或可能有“姓资姓社”之分、是否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吗？接下来，让我们具体讨论这三个问题。 齐鲁公社d3hq8} E!b1C$`Oq0`4y
　　
I b)?Ftg3pX0    首先，“生态文明”是否应该或可能有“姓资姓社”之分。由于理论考虑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者（尤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对此都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但却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理由。在前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罪恶或缺陷都源于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态环境难题也不例外。因而，无论对生态环境危机成因的解释还是对生态化文明的创建，都开始于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新型经济政治制度。也就是说，“生态文明”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姓资姓社”的区分，而且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但在后者看来，生态文明的关键之点在于对人类生存其中的自然环境的全方位感知与尊重，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对物质主义的价值迷恋和现代化工商业生产生活方式的生存依赖的基础上（因而不可避免地制度性地对象化和剥夺生态自然），因而，“姓资姓社”的区分即使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也不会导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也就是说，“生态文明”无所谓“资社”，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反生态的。 齐鲁公社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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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否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生态社会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的上述一般性声称，至少面临着来自社会实践两个方面的批驳或挑战。至少在当代欧美国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生态文明”的现象碎片或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征兆迹象，而它们又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如此，至少到目前为止，生态主义的可持续性理念、制度、政策、甚至个体意识，也首先出现在并集中体现在这些国家。因而，即使不能说已经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为稳定成型的“生态文明”要素似乎是不争的事实，毕竟，碧水蓝天也依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奢望。生态社会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同样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批评这些发达国家取得的“生态文明”的血腥性质或非生态本质（它们在相当程度上通过经济剥夺和污染转移而实现），但这种局部性的生态化的事实也不容置疑。至少从生态文明的弱化的涵义上（即现代文明的生态化），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在实践上是一种现实，而且依然具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和可能性。

　其三，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吗？即使从纯逻辑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有着开放性答案的问题。一方面，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念有着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精神，特别是对社区性生活享受以及精神内涵的关注，因而可以对资本与市场的扩张本性与经济理性本性进行必要的限制。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应当拥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甚至可以说，“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但另一方面，这种对人本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尊重未必一定能够抗衡或制约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主义迷恋以及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理念并不能保证自动建立与之相对应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框架。而这正是生态主义者所激烈批评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成为像资本主义一样反生态的人类文明形式，只不过后者建立在个性贪婪的物质动机之上，而后者却打着社会或公共福利的旗号。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提出的合理性更多是基于我们对自身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反思与升华，更多是基于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发生着生态化经济政治转型的自觉认同，更多是基于我们对自身所处的一个急剧变化着的一体化世界的重新感知，但必须清楚的是，我们离这一概念的本真状态还有着遥远的距离，因而也就必须慎谈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姓资姓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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