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环境公正与生态正义

   这三个看似非常抽象的概念不仅构成了国际生态政治理论与环境运动的基础，而且也已成为我国现实中面临着的活生生的难题。举两个最近的例子，一是江苏南京市宣布已经成功地把污染企业大规模地迁往郊区，并由中央电视台加以宣传；二是广东东莞市政府明令禁止城区范围内养猪，在遭到外界批评后又宣布准备禁止饲养各种家禽。这里的问题是，南京市依然需要那些高污染的企业，而东莞市绝对离不开生猪生产的产品即猪肉，只不过它们都不喜欢那些产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大城市不愿意接受的环境（污染）破坏产业要由那些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来承担呢？换句话说，它们这样做公正、公平、符合正义吗？

　　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上来理解这一问题。一是社会公平。它主要是指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或群体应该享有的平等对待权利，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权利与社会物质福利的分享权利，以及政治与文化上的自治自主权利等等。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高速推进的国家，对各种社会主体来说，最重要的权利公平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权的公平和社会福利权的公平。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实施进程与成果只由一部分特权主体垄断或主导，那么，我们的社会公平就肯定会成为问题。可以看出，社会公平并不一定有着环境保护方面的含义，尽管我们也可以通过强调公民的环境质量权利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强调社会公平很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支撑着它的正是社会公平的理念。齐鲁公社G;au4ZI/vmlU/M

　　二是环境公正。它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中生态环境代价的公正分担，那些较多受益者应该更多地负担环境副效果，那些较少受益者应该较少地负担环境副效果，而最糟糕的情况是那些较少受益者较多地负担环境副效果。这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实施与保证环境公正能力的不平等，二是环境公正体现方式的多样性及其转换。在现实中，第一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些能够从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受益的人往往也能回避与转移环境风险，露天污染了他们可以呆在汽车里，城市污染了他们可以转向农村；第二个问题往往转变为生态环境代价与经济补偿之间的平衡，也就是以经济补偿的形式体现一个地区或群体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后者看起来是一种公平交易，但实际上是以二者之间实力与地位的不平衡为前提，而这种不平衡本身就可能缺乏公正性。因而，欧美国家中最初兴起的“不要污染我后院运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正义运动，而只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环境利益不受侵害。而且，只有当这一运动发展到“不要污染任何人的后院运动”时才变成一种真正的环境正义运动。齐鲁公社v&Qa5RCE

v6FcK2\b/j0　　三是生态正义。它是指我们作为人类个体和群体（民族、种族、区域共同体、社会阶层等等）以符合生态环境配置量的方式与其他物种和生态环境和谐共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一种被许可或适合的方式作为生态共同体的一员或群体去生存。这显然是一种高得多的要求。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确立一种相对于其他种类与生态系统而言公平与公正的标准，而且要确立人类种类内部相互间的合生态的生产与生活行为准则与习惯。这其中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很可能高估人类应该享有的“生态足迹”标准，而低估其他物种和生态环境应该享有的公正与正义要求。就此而言，人类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彻底意义上的生态正义，但缺乏了这样一种生态正义意识很可能会使人类过早触及自然生态为人类设置的极限。

,f4Mvwjp:z`0　　因此，从社会公平到环境公正到生态正义，是一个生态意识逐步递进的过程，反映着人类一种更全面自我意识的提升，但就人类特别是中国的现阶段而言，我们更多面临的是第二个层面上的问题，即如何促进环境公正，而这样一种思维或话语可以推动中国环保事业在一个新阶段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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