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道路

最初发表于：2007年12月28日 9时27分17秒

  笔者有幸参加了12月26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一个“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县域发展高层论坛”暨“山东省生态文明与先进产业基地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与近来曾出席过的国内其他关于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学术会议不同，它的鲜明特色是其明显的实践指向：面向基层、面向企业，这不由得让笔者联想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道路问题。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型“文明化”。这从理论上说起来似乎并不难理解，但从实践角度考察时就很容易呈现为一个“动力机制难题”，即由谁来领导或引导这样一种“文明化”进程。对此，多数人的第一想象肯定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知识分子。但是，实际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因为，生态“文明化”的进程在实践层面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替代，而且这种替代只能是依靠新型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吸引力或“文明”程度。就此而言，知识分子未必能够独立承担一种绿化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责任，至少未必是唯一的主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基层政府官员、工商业人士的沟通甚至合作，显然更有利于克服绿色变革的“动力机制”难题。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超越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并创建一种新型的生态化生产方式。这由于涉及到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方方面面，的确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困难。那些未能真正开展工业化的国家往往缺乏最基本的经济与技术能力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超越，而那些已经进入现代工业化的国家由往往形成对传统经济技术结构与能力的依赖而难以自拔。目前的中国可以说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现代化进程之中。从工商业代表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无论是传统的采矿业还是新兴的高速公路产业都已意识到现代化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难题。但是，它们并不是真正独立意义上的生产主体，更谈不上生产方式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它们对于自身生产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并不具有一种自主创新能力，甚至目前还是如此。何况，这些行业尽管各自的经济赢利情况有所差异，但都构成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可缺乏环节。就此而言，工商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性贡献显然还不能估计太高。

  再次，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在于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或县域，而不是少数大中城市。欧美国家的后工业化进程伴随着一个可以称之为“后城市化”的进程，体现对城乡居住环境的均质化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充分恢复与保护。结果，现在许多欧洲大城市都具有良好的生存环境，而乡村则具有强烈的田园甚至荒野特征。但是，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我们很难实现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全面工业化与城市化，那样的话，我们很可能要提前面临生态环境整体的崩溃，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的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县域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成长或生存压力：这不仅体现为相互间的地方官员政绩攀比行为（尤其在目前这种政体下），而且体现为不同地区公民间的社会公正。因而，如何保证那些从现代经济观点看增长速度较慢或潜力不大、但具有明显的生态潜能的中小县城的成长、如何强化中小城市的社会服务而不是狭隘的经济生产与增长功能等等，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难点。尽管目前中国大中城市的污染依然相当严重，但如果结果是我们以污染向更广泛范围的中小城市的转移为代价解决大中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那将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失败。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与欧美国家相似的一面，又的确有着自身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也是双重性的，既有有利于我们文明创新的一面，也在不断增加着我们文明创新的难度与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