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权威、学术民主与学术公正

  尽管人们对中国科学研究整体水平的定位和评价存在着很大争议（这不但在国内是这样，在国际上也是如此），我们高等学校管理的行政化或官衙化走向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人们完全可以建构一种看似荒谬的逻辑关系，即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是一种好东西，因为很可能正是它带来了中国学术的空前繁荣（比如就高等学校的总体规模和学术论著的发表数量等指标而言）。但在笔者看来，高校行政化的最大危害不是其学术产出的数量，而是它的质量，最终是高校学术公信力的弱化甚至丧失，而从高校承担的教书育人的职能角度考虑，这种危害就更加影响深远。那么，如果我们承认高校行政化的危害或副面效应，我们就有理由思考，这种制度是如何可能的，它的内部运行机理是什么，换句话说，它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的。笔者并不具有改变这种制度安排的能力或者信心，但却坚信，如果我们连反思与批判这种制度的能力与信心也已消退，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的未来前景就更加堪忧。就此而言，本文也算是对目前关于解散科学院、重组大学体制呼吁的一种回应吧。

!g`|][V0　作为高校教师，我们现在面临着的第一大困惑恐怕是学术民主与学术权威的异常关系及其畸形表现。二者的关系如果笼统地讲也许很简单，但稍微认真一点观察与思考就会变得很复杂。首先看学术权威。就像行政部门要讲行政权威一样（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高校当然应当讲学术权威。而且，高校的情况要特殊得多。一方面，高校作为学术机构更应注重学术权威的地位，也就是说，权威就是权威；另一方面，学术权威的体现形式是非常复杂多样的，所谓的权威性是有着严格的学科与研究方向制约的，比如，法学教授很难对一个政治学家的成果作出科学评判，而一个国际关系教授也很难对一个政治社会学家的研究价值加以准确衡量。因而，对学术权威的真正尊重必须限制在尽可能相近的学科或研究方向，也就是所谓的同行评定。当然，上述看法有个必须的前提，就是学术研究必须是符合科学界定与方法论要求的具体性研究，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空泛叙述或描述。问题是，我国高校目前属于后者的比例太高，而且严重缺乏一种制度化的奖惩机制或者存在着一种扭曲化的奖惩机制，使得“专家不专、有权无威”的现象普遍化甚至主流化。比如，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处长教授、校长权威太多太泛了，反过来说，如果那些整天忙于日常事务的处长校长们（因为他们的确是很忙的）都能傲然于学术前沿，那只能说明专家权威确实不难做到。

b5i!cv6l0　再看学术民主。学术民主与政治民主（基于基本人权）的首要差异在于对高校教研主体即教师学术能力与人格的特别尊重，也就是说，教师理应属于社会精英的行列，不仅有着自己专门性的教学领域与学术特长（每人几乎都是不可替代的，至少在本校、本院是如此），而且拥有更高的社会教育与文化知识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校的所有教师都是难以计量的财富，因而理应允许鼓励他们参与学校学院的发展战略与日常事务管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师相对于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和价值（当然不是在人格意义上）。但是，学术民主同样需要一个基本性前提，即教师们的确具备相近的学术知识水平和相似的知识文化背景。必须看到，部分由于历史性的原因，这一不应是问题的问题在我国高校中仍局部性存在，而且在层次越低的高校表现得更加严重。比如，我国高校中的许多所谓民主举措包括学术委员会的选举和学术委员会的投票表决，都存在着由此产生的严重缺陷(颇有些村委会竞选的味道)，而且这种现象似乎呈愈演愈烈的趋势，结果,学术民主不但起不到制约学术权威专断的积极平衡作用,而且其结果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

1o1s0K`kbe0  最后看学术公正。无论学术权威还是学术民主的适当性或有效性，都绝对依赖于一种基于公正的学术文化或生态。从根本上说，这种公正体现为对学者独特人格和智力创造性的充分理解与尊重。但问题在于，无论就公正(justice)的本意还是现实做法而言，公正往往体现为对教师们教研与学术水平的同一尺度下的测量。这种看似公平的公正往往在事实上妨碍了对很多杰出学者学术成就的肯定性评价（其典型例子是袁隆平这样杰出的专家不可能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更不必说科学院的院士）。当然，这种普遍意义上的衡量偏差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之中也存在，而且我国高校也不乏破格取才的事例。但问题是，我国高校中学术文化的基本公正性正遭受日益严重的质疑和挑战，而中国高校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对此难辞其咎。除了已屡见不鲜的名人学术造假现象，那些既过于复杂（项目繁多）又过于简单（严重数量化）的杰出人才和教授、博导评审表格，分明就是要人为地生产符合特定模版的学术精英。结果，我们的确在不断地制造着名目繁多的名牌学者、首席专家，但他（她）们却往往连国门都难以迈出，更不用说引领国际学术。

ruw~ a.B9}0　概言之，撇开高校教师践行学术权威或学术民主中的个人素质或道德局限不论，我国高校中真正发生着问题的也许是一种畸形的学术公正文化或生态。更为糟糕的是，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学术民主都受制于这种学术生态，甚至可以说受到了它的污染，而日益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或方法似乎正是这种学术文化的积极推动者或操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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