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真理、多元价值和学术敬畏

  伴随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而来的是中国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深刻转型。应该说，这一转型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还远未充分展现出来，而且人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它的极端性消极面（比如是非颠倒、道德沦丧所带来的精神焦虑甚至痛苦感）或极端性积极面（比如物质富裕所带来的自由甚或平等感），而历史自身的辩证法很可能会教育我们，这二者之间其实有着某种程度的内在性关联。而像其他社会与政治组织一样，中国高校也处在了这样一种急剧变迁中的大众世界认知与道德价值感知的氛围之中。但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价值困惑与疑问的“社会转型期”，本来应该主动起承担起一种“授业解惑”的历史性责任的高校似乎也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成为需要指点迷津的“迷失羔羊”。

x-Mffbi0  先说真理的相对化。从理论上说，无论是真理的相对性还是真理的绝对性，都是一种绝对性真理，套用一句哲学术语就是，“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说真理具有相对性并不错。但是，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真理的相对化，它的实质是真理的庸俗化，或者对真知本身存在的蔑视或否定，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经常说的“没有真事”。从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真理都先被相对化，然后被最终亵渎与解构了。这些话说起来可能过于晦涩，但现实中的无数例子可能帮助我们理解。比如，一个教师历经艰辛完成的一项科研成果本来是非常难得的真理性探索，但在一种相对化的真理语境中就会变得与一个研究生或机关干部东拼西凑的所谓论文（笔者并不否认很多研究生或机关干部的论文也属于认真的科学研究）没有多大差别，比如按照数量指标或更为科学的索引类期刊级别指标计算。更为要命的是，一种变得日益普遍的观点是，人和人之间能有多大差别，其中隐含的就是，高校中各种职称、荣誉的评比其实候选人的真实水平并不是特别重要。齐鲁公社n9T![6}$\.M ^(V1^6B

U[e-SZ#^.z!wB7s0  再说价值的多元化。像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一样，价值的多元性与一元性也是一种对立中的统一。部分基于一种历史性原因，中国社会多元化价值观的成长是伴随着政治价值绝对主导性的弱化而实现的，这其中有其必然和合理的一面，反映着国民认知视角与利益构建的不断自由丰富。但对于高校而言，笔者在此强调的是，这种价值多元化偏好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在高校自身评估和社会外部评价的尺度上，除了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本身是好的，其他的方面（课题、经费、奖励）也可能是好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日趋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中，价值的多元化很可能最终演变成为价值的另一种形式一元化，即商业价值成为主导性的因素，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物极必反”的效果。应该说，这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式的担心，科研筹资额度、社会捐助募集力度都已经可以转换为一个教师的学术水平评价分值，而我国最著名高校的排名已经采用所培养亿万富豪的数量这一指标了。

oi_!\~dK qq0  最后是学术敬畏的弱化。我们的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其实也经常困惑不解，我们曾经因为政治上没有地位（比如文革时期）和经济上没有金钱（比如改革开放初期）而受人歧视，但那时就整个社会而言，人们对高校的学术敬畏程度似乎比目前要高得多。如果笔者上面所做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这一问题似乎就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高校本身也积极参与其中的真理的相对化过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高校职员自身和社会公众对学术研究本身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敬意与尊重，而高校在日趋多元化道德价值世界中对学术价值至上性操守的迷失和对商业价值的屈从甚至迷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高校成为一种利益取向的经济性社团。当我们学者自己都在俯视（也许蔑视）同伴甚至自己的言行时，又怎么能指望成为公众仰望或崇拜的星星呢？

  因而，从真理的相对化到价值的多元化，再到高校学术敬畏的弱化，其实是一个存在着内在联系的合逻辑过程。但问题是，我们有理由追问，渐趋行政化的高校管理体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比如，是什么力量使我们的处长、科长们面对普通学者教师时可以趾高气扬，而我们的校长、著名教授们却不得不对那些商业巨头们（即使他们作为自己的研究生）毕恭毕敬？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自豪地告诉自己所有的学生，他们从高校中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不是现成的知识，而是对知识本身和学术研究的终生敬畏与仰望？齐鲁公社B#@!t&{R*P E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