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与资源分配

  作为关于中国高校行政化笔谈的最后一篇，笔者认为很有必要讨论一下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和资源分配这一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这既是中国高等学校所有矛盾与弊端的焦点所在，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难点所在。学术公正文化的复活与重建、学术敬畏精神的培育与新生固然重要，一种基于真正大学自治与教授治校的资源分配体制的构建更加重要，而且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托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先说大学自治。大学自治的核心内涵是高等学校相对于国家及其代理管理者的自主地位。该种意义上的这一词汇对于中国高校来说似乎变得越来越生疏与遥远。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更多将其归结为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强调是人为政治因素束缚了我们高校管理者的手脚，但从现实来看，这方面的因素显然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高等学校——哪怕是北大清华—正在成为教育部或其他部委的一个附属性元素单位：从课程专业设置到人才专家认定。原因就在于，教育部或其他部委掌握着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以及像经费一样同样重要的各种资格认定权力。在这种背景下，任何高等学校都不会自毁前程地去做违背教育部指令与要求的事情，哪怕知道许多规定与做法十分荒唐，比如所谓的本科教学评估。失去自治权利的高校很难制定任何长远意义上的或有自己特色学科与人才培养方案，即使制定了也很难真正得到实施，结果必然是各个高校的千篇一律和重复建设，更难以形成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著名专业和研究机构。再比如迄今仍然悬而未决的所谓高校债务问题，尽管确有个别高校其中存在违法现象，其核心仍然是国家如何形成对高校持续而稳定的投入问题。如果这样思考问题的话，2000亿左右的债务似乎并不难解决。

  再说教授治校。教授治校的核心是教授群体相对于高校行政管理者的主导地位。这当然不是说，所有重要的行政决定必须由教授们做出，而是说教授们必须对高校学术成果认定、学术人才培养和学术资源培植拥有真正的主导权。这种主导权利首先体现在院系设置、专业布局和资源投入方向等方面，同时又能做到对学校行政管理者实施这些战略与措施的参与监督。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恐怕是德国的教授，他们在自己的院系与研究机构几乎有着说一不二的地位。为什么？他们手中拥有大量可以争取到的资源，而学校和院系管理机构处于一个明确的辅助性地位。相比之下，虽然中国高等学校现在有各种形式、各个级别的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但实际上只有少数的教授们能够参与其中，而且其效果也并不理想。这种状况的根本性症结就在于中国高等学校是官僚（或官僚化教授）治校而不是教授治校。比如，即使在一个大学的教育部所属重点研究基地和重点实验室中，管理也有着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往往连那些副主任们也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参与权，更不用说普通的教授。许多人以教授没有管理常识为由反对简单提教授治校，其实这是对其核心精神的曲解。问题在于，一个已经并且日益行政化管理的高校体制中不允许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存在。结果，教授只是被认可与被评定的专家（当然有时也认可与评定别人），但却并不是高等学校的学术决策者与领导者。

  最后是资源分配。说实话，高校一切弊端的症结都在于其资源分配的模式。教育部认为代表国家的它有着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的最大权威与最佳能力，因而，它不仅喜欢尽可能多地拥有与维持更多的行政权力，而且要求高等学校也建立与维持这样一种行政化体制；高等学校的管理者也认为代表着学校的它有着分配高校资源的最大权威与最佳能力，因而，它当然也希望拥有更多的行政权力并自然地采取行政化的资源分配与行政管理手段。但问题在于，学术与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激烈竞争性领域与行为（智力竞争），而它的社会公平性只能以其他的方式与形式来体现。更为糟糕的是，失去或弱化了学术至上准则（大学和教授们肯定是更好的代表群体）的行政化管理（包括各种形式的人才引进与智力支持工程）只会造就更多更普遍意义上的非公正。

  当然，倡导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并非就是根治中国高等学校种种管理弊端的唯一良方，而且人们关于自治后大学和治校后教授可能更加胆大妄为（比如研究生招生、经费募集等中的诸多怪现象）的担心也并非毫无道理，但就中国高校目前难以抑制的行政化趋势而言，这很可能是我们高校能够有所操持、有所进步的最好切入点。否则，任何关于使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国际化的讨论就更是天方夜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