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区主义——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桥梁

[内容提要] 国家与全球化是一对矛盾体，但它们取得协调和良性互动却又极为必要。为此，必须填补两者之间的鸿沟，既要使国家融入全球化，充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又要将全球化进程纳入到行之有效的领土-政治控制之下，遏制全球化脱离国家和国际社会利益要求的自行其是。本文认为，作为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唯一的中间渠道，地区空间层面以及作为其组织方式的新地区主义，则构成了两者间的缓冲地带和媒介。新地区主义一方面修正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并遏制了其消极意义，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国家应有的地位，使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保证了经济调节的有效性和政治的可接受性。新地区主义代表了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动态的妥协，起到了沟通两者的桥梁作用。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全球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全球化导致了国家能力削弱和国家权威下降，并建议国际关系研究不再继续以国家为中心；沃尔弗(Martin Wolfe)却争论说，对全球经济机会的成功利用、全球治理的稳定和大众安全认同的界定，都是由国家提供和保障的，全球化实际上强化了国家的作用；克拉克（Ian Clark）则提出了"全球化的国"（globalized state）概念，认为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本质和国家-社会关系发生深刻转变的一种表达，而非根源，国家依然存在，但其所作所为与传统已相去甚远。 尽管立场差异很大，但这些学者均不否认，全球化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脉络，已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和制约。正如在社会科学领域所普遍存在的"结构-行为体"（structure-agency）模式一样，全球化与国家也是结构与行为体的关系，它们之间也有着因此产生的张力。 也就是说，全球化作为一种结构，它按照自身的逻辑所产生的那些变化、影响和结果，超出了直接参与其中的国家迅速而有效的控制；国家作为一种角色，其政策与行为能够对全球化体系的形成、特征的塑造及其变化施加影响。从现实与规范相吻合的最低标准来看，反全球化与非国家化都是不客观、不负责任的，但全球化和国家在变革过程中取得协调和良性互动却是极为必要。为此，必须填补两者之间的鸿沟，既要使国家融入全球化，充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又要将全球化进程纳入到行之有效的领土-政治控制之下，遏制全球化脱离国家和国际社会利益要求的自行其是，这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战略目标。全球治理论以管理和促进全球化为宗旨，但反对继续实行领土-政治的控制；国家政策调整论着眼于国家如何更有理性地适应全球化，但它强调单个国家的政策与行为，对控制全球化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到既能保证国家与全球化的"亲密接触"，又处在有效规制与合法性权威范畴内的领域、力量和制度中去寻找答案。从地理、社会活动空间与全球体系结构来看，地区和地区化居于国家与全球化体系中间，而且地区合作正在世界各地不断高涨，那么它能否在两者之间起到媒介作用呢？也就是说，在组织和管理全球化时，以地区合作为价值取向与目标的新地区主义是否就是一种比较满意的方式呢？

                          地区空间的意义与新地区主义
社会空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特定的社会空间是先前社会活动的结果，它代表新的社会活动的发生，也是以后社会活动和社会空间产生的前提；当在其中活动并受其制约的社会力量（如市场、企业、利益群体和政治运动等）具有了足够的分量时，社会空间就会发生改变。 社会空间是一定的价值得以实现或反映的寄托，因而也是社会选择的产物。全球社会空间是随着过去那些相互孤立的地方性的社会空间合而为一后形成的，它分为脉络和程度不同、而且易发生变动的各种空间层面，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就占据其两端。由于社会力量及其活动范围的变迁，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先后经历了绝对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福利主义、以及目前的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国家的自我限制、被限制与失败是其主要的表现）的混杂。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稳定其作为一种活动空间和组织方式的同时，其某些部分，亦即部分国家的空间内，也不断地积累出冲突和矛盾，逐渐容纳不了许多社会力量进行空间重建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变化是，这些社会力量尽管继续以国家空间为根基，但它们的活动同时一定程度上又是在其之外进行的，资本的对外扩张就是一个例子。一方面，穿越国界的那些社会活动丰富、扩大和加深了全球社会空间，有些社会力量并最终摆脱了原有的国家空间限制；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也或被动或主动地对国家空间采取了开放和自由化的政策，为这些社会力量的渗透与扩展提供了条件，加之技术变革的作用，全球的活动空间和层面渐渐形成。作为全球社会活动组织方式的全球化，为反对领土-政治规制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宽阔的活动余地，可以使它们扩展和延伸到越来越多的其它国家空间内，其后果则是对国家空间内固有的"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和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迷失方向和扰乱性的影响"。 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其它的空间和层面的存在，仅从空间职能和效应上看，国家与全球化是相矛盾的，前者要求和反映的是空间的位置性，其特征是领土-政治性的，后者要求和反映的则是空间的流动性，其特征是功能性的，而且一方的扩充与强盛意味着另一方的萎缩与式微。

但是，社会力量对国家空间改变的必要、程度和形式，对全球空间层面的膨胀有着不同的反应。除了那些完全依赖于全球空间层面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力量以外，有的既需要新的社会空间，又难以完全放弃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忠诚和作为避风港的需求；有的因利益依附于国家的作用而力图强化其空间，或者是把全球化创造出的空间作为增强国家作用和力量的途径；还有的希望在一种能够得到有效且具有合法性规制的新的社会空间内活动。总之，相当一部分社会力量寻求国家与全球化的空间平衡，放慢全球化空间层面膨胀的速度。这种需求与期望就凸现了地区空间层面的意义。只有在地区层面上可以将多数社会力量的价值及其活动的现实统一起来，因为在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几乎没有其它的中间渠道和媒介了。 地区是与其它社会空间层面并存的，它们有着不同的规模和活动方式，其持续性、能力及职能维度是由变动中的社会力量群体所决定的。但是，地区空间的形成及其作用，意味着全球社会活动和空间的重组。一方面，地区空间既渗透进了国家空间的边界内，也占据了全球化本来可能挤入的部分空间，或者抵挡了它的扩展，既改变了固有的、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活动方式；另一方面，最初寄居于国家层面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现在都可以在国家或地区或全球层面上找到各自适宜的活动空间，地区空间遂成为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缓冲地带，缓和了它们的矛盾和对立，满足了解决国家与全球化结合在一起所散发出的混乱和矛盾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全球社会的立体空间上出现了介于国家与全球秩序之间的中间层面的权威，水平的空间上出现了穿越现存领土司法权的权威。

地区化和新地区主义就是反映和组织地区层面与空间活动的方式。地区化是地区内国家间的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与联系逐渐加深到较高程度的相互依存，它们从相对强的异类与分散迈向不断加深的合作、趋同、一体化与认同的变化进程。基于这样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对其进行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新地区主义，"代表了某种观念、价值和明确目标的结合，目的是创造、维持和修正地区内安全、财富、和平和发展的规范，是志向接近的角色对于在特定的地区空间内重新组织它们的活动与关系的渴望"。 它是一种地区战略和地区整体性的价值取向，指导、推动并体现着地区化的发展。新地区主义是两种力量规划下的产物。一是地区内的企业及其组织等市场的角色，它们在试图充分利用地区经济条件的过程中形成了生产、贸易与投资的网络，开拓出了更加广泛且稳定的商业机会，因而有着强烈的地区合作意愿。二是地区内的国家与政府，为了应对全球的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挑战，积极地寻求地区制度化的合作与治理。依地区而定，新地区主义在地区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国家权力的扩散和重新组织，国家为其行动与规制的合法性寻找新领域的期望。地区对话、地区倡议、地区合作、地区组织、地区政策协调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等地区主义形式，都是国家以群体的形式对地区空间的集体开拓与控制的表现。但是，新地区主义所表达的是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框架下，思考国家职能继续行使的困境，试图通过制度的与空间的定位来解决国家在现存的空间界限内不再可能得到改善的那些问题。因此，新地区主义在开拓地区空间层面时，战略意图上并不是毫无条件地力保国家职能不变或不受侵犯、不加区别地排斥或遏制全球化，而是在充分利用全球化好处的同时将其纳入到有效的领土-政治控制之中。

                      作为全球化基础与促进的新地区主义
对于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学术界充满了争论，主要集中在地区主义与地区安排是全球化的基础与渠道，还是全球化的阻力与障碍的问题上。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由对新地区主义的认识和对全球化的理解所决定的。如果不对当前地区主义的开放性特征给予足够的关注，同时又把全球化理解为直线式的多维度、多范畴全球扩展，那么新地区主义和地区安排无疑对全球经济体系构成了阻力和障碍。但事实上，一方面，新地区主义是以自由化、市场与竞争为导向的，既寻求地区合作的潜力，又致力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因为仅仅是一个自由的（即便是统一的）地区空间远不能满足国家和各种经济力量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本质是超边界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增长，不只是狭隘的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等内容。 一般来讲，前者因物质利益的驱动而易于流动、扩张和渗透，后者则因其民族的或国家的或地区的属性而着有很强的抵抗力，透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看作是这两种力量相互牵制与妥协的产物。

从经济的角度看，一定程度上的地区安排，并没有阻碍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其它的全球合作努力。尽管新地区主义的高涨反映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不受规制的全球转变和自行其是的新自由主义战略的疑虑与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是在利用地区安排来抵制全球化进程。相反，诸多例子则表明了它实际上对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促进。地区合作相当于较小范围内的"全球化"，它以可控制的方式为自由化进程加快和加深提供了动力，欧盟、北美与亚太就是例子，而前苏联国家由于地区联系与合作的程度较低，它们内部自由化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明显滞后。而且地区合作与自由化对外围国家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如中东欧国家为了更快地与欧洲一体化融合，市场化和对全球经济开放的步伐是加速度发展的。地区合作是不断扩大的，亚太经合组织对尽可能多的国家开放，其成员国有着单边自由化的承诺，欧盟的东扩即将实现，美洲共同体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即便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视作具有歧视性的地区合作，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使外部国家或地区在降低贸易限制方面做出让步的"必要的邪恶"。许多国家同时参与了多个地区合作，但并没有认为这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地区间的合作也不断加强。现在，地区主义充当了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工具，亚太经合组织的出现就推动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世贸组织内的谈判也往往被认为是在欧盟、美国（代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日本及中国（代表东亚）之间进行的多边谈判。其次，地区合作虽然在整体上提高了地区内部贸易所占的比例，但这不足以说明它排斥了全球贸易，因为即使不存在地区安排，地理接近国家间的贸易量也可能是相对高的。值得强调的是，欧盟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内部贸易比例会一定上升。 实际上，一个地区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绝对贸易量，比在不存在这个地区联盟的情况下是增长了。换言之，非成员国可以比在没有地区联盟时做得更好，尽管没有它们如果被纳入到地区联盟内那样好。 另外，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都是有条件地（遵守平均关税和能够创造贸易）接受地区合作，并赋予其合法性，这表明它们确信新地区主义在效应上至少是能够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

不仅如此，新地区主义还有助于遏制消极的全球主义。全球化导致世界出现极化（国家间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和边缘化（某些国家、地区和民族被排除在发展与进步之外），各种倾心于全球化空间的力量、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结合在一起对世界产生了不负责任的影响。 也就是说，全球化事实上加剧了发展问题，因为它并没有改变非殖民化运动以来南北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原则、框架以及它们在其中的角色地位。而新地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正在结合于同一个地区合作的努力之中，它们同处一个地区合作制度和灵活的政策安排内，逐渐地以群体的形式面对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被赋予了更有效地或最大可能地解决发展问题的有利条件。首先，新地区主义产生于所有国家可以从不断的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中同时获利的前提下和预期中，而且地区公共目标、选择与政策也必须是所有合作成员集体参与、谈判、共识和一致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可以最大可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与要求。其次，新地区主义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以减少调整的代价与政治障碍。地区合作和贸易自由化是着眼于各方的需求和利益平衡，分阶段进行的，在有的地区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获得各种优惠政策，这有利于它们的产业在进入广泛的全球竞争之前在地区内进行稳健的调整和竞争，并获得国内和地区内商业与政治的支持，从而平稳地逐渐地融入世界经济。再次，自由化发展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吸收外资来促进出口带动的增长，但依单个或弱或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规模和制度，很难具备应有的条件与环境。新地区主义取向下的地区群体则可以通过集体的形式，能够向外资提供出他们最为关注的、因而也就更有吸引力的较大市场容量、较高的投资保障信誉、较完善的规制框架与制度、较持久的自由经济与贸易政策，从而使所有的国家普遍受惠。 而且地区合作也能够促进地区内部投资需求与供给的增长和空间的扩大，这会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
全球化常常被视作地方性习俗及共同体的威胁，因而具有引发不稳定与冲突的潜能。新地区主义一方面提供出了保护并丰富地方性认同和价值的机制，另一方面也在管理和解决包括全球化破坏效应在内的各种地区性冲突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就使得地方的或地区内的冲突不会必然"外溢"到全球层面上去。据此看来，新地区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调和国家的利益，摆脱地方的安全困境，在全球挑战中防御地方认同与习俗而采用的一种功利主义的手段，也构成了有着重要意义的稳定全球秩序的机制。

                    作为增强国家应对挑战能力的新地区主义
在地区主义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同样有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地区主义是国家权力不断下降的产物，是国家主权陷落后对国家的新替代，发挥保护地方社会免受全球化有害影响的作用。另一种则认为地区主义能够加强国家的权力，维持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还有的认为地区作用的提高与国家权力的维持相一致，地区只是日益复杂和重叠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层面和场所。 应该承认，地区主义与国家间的关系因地区、因地区主义发展的程度而异，不同的国家群体最初对地区主义的需要源于不同的动机与动力，赋予其不同的利益、价值、期望和规范，地区主义发展也是遵循着不同的逻辑，这也是目前的新地区主义研究中大多采取比较方法的主要原因。但是国家对地区合作的主导，并不必然意味着新地区主义一定会削弱或代替或强化国家权力，只是表明政府相信新的地区合作安排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能够比单纯的和单一的国家战略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因此我们也不能说新地区主义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

全球经济与市场对国家的冲击至少有三点：限制了政府作为工具的有效性，资源的高度流动状态改变了政府政策的成本收益关系，民族文化、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受到了侵蚀。国家的应对原则是，要保护那些深受其害的和不能在全球化空间中活动的社会力量与领域，同时要为禁得起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增加机会，为有能力在全球化空间内扩张的社会力量提供支持。单纯的国家力量显然已做不到这一点，需要重新思考国家与地区关系的可能性。斯克姆（Stefan Schirm）认为，自由化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地区合作能够提供出更好的工具与杠杆：经济调节的有效性和政治的可接受性。 新地区主义既保证了地区内的经济自由化，创造出规模效应，也提供出了较强的治理权威，有助于增强成员国首先在地区内的、然后是全球的竞争力。对外抵制会带来政治不稳定成本的第三方竞争者，对内形成能够防止不公平贸易和市场扭曲的共同规制能力，而且通过共同立场或共享资源来影响跨国角色和国际组织。谈判、共识和联合决策最终可补充国家权力及其政策效应。同时，地区合作会带来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对地区的责任与承诺，这除了加强国家在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与合法性外，还能够使其对内通过地区职责和达成共识必要性的理由来限制民族主义目标，降低改革的政治风险和成本，对外通过地区的一致与制度分散、减弱第三方（国家或国际组织）对特殊的地区政策、规制或方式所施加的压力。另外，新地区主义并不否认国家与文化的多样性，相反，由于地区在文化和价值方面的接近或互融性强，或者出于地区合作重要性的考虑，它就具有在外围保护国家、民族和文化特殊性的职能。因此，新地区主义将地区空间内的社会活动变为了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上的实践，而且使得它们相互支撑和促进，尽可能地重新赋予了国家在市场与社会的全球化脉络中的活力，重新界定它的作用，当然也使其承担满足地区层面那些新的需求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莱迪（Zaki Laidi）提出："地区化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是一个机遇，或许是最后一个"。

还需要提及的是新地区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的意义。成功的国家建设的标志之一是国家的国际化，即国际需要与规范的内在化和国内需要与规范的外在化的能力。国际化是全球化的前身和前提，特征是政府在其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竞争力的培养和所及的国际范围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引导甚至是国家对外扩张下实现的，国家也随着这个进程逐步现代化。发达国家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了国际化，从而能够很快适应全球化，并成为主要的获益者。 但发展中国家从它们开始国家建设时起（1950年代），就遭遇了全球化，逐步实现国际化的时间和国家与政府主导作用的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新地区主义则为这些国家提供出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通过地区合作使政府继续发挥作用得到了合法性和资源，通过地区自由化满足了国际化的条件与环境，国家也有可能随之转变和完善。

总之，并不否认国家与文化的特殊性，通过地区合作甚至是自愿的主权权力的让渡和共享，新地区主义把国家捆绑在一起，并进入了一个集体的经济努力之中。如果合作各方愿意的话，此类努力也可演变为一个政治的计划。这样的一个集体在由经济全球主义所创造出的结构中，就能够获得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自主。 同时，政治-社会关系也可以在地区层面上得到重新界定。如此，新地区主义就会变成国家的一种偏好，而地区化则成为支撑和加深这种偏好的资源。

                     作为桥梁角色地位的新地区主义
由于国家性质和发展程度的不同，对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也很难有一个普遍性的判断和结论。"领导者"是国际环境的制造者，"追随者"也就是这种环境的接受者，但是，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现在都加入到了新地区主义的潮流之中。目前，国家、新地区主义和全球化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全球社会空间最重要的组织方式，它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的利益、意识形态及期望，因而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权力、能力、合法性与权威。

新地区主义由于一方面修正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遏制了全球化的消极意义，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国家应有的地位，使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以自愿的与共识的方式进行不可避免的主权重建，并提供了扩大了的领土-政治保护，因而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了桥梁，使两者不再以矛盾和冲突为主，而是能够相互支撑。首先，新地区主义代表了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动态的妥协。在全球经济政治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如果在经济发展方面民族国家空间层面过于狭小而不能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政治与文化方面民族国家又太大而自身不能解决认同的变化问题，那么新地区主义既可扩展民族国家的经济所及范围，也可增加另一个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忠诚对象。 这样，就不会因为必须融入全球经济而从民族与国家走向另一个风险更大的极端：或者以全球治理代替政府的治理，或者统一到西方化和美国化中去。在通向有着太多不确定性的未来的进程中，新地区主义至少提供了一个中途的客栈或者是"第三条道路"，勒紧了缰绳，放慢了速度，使民族国家在一个放大了的、但又可以控制的政治社会空间内寻找必要的需求，重新界定和建构它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说，通过新地区主义，可以达到以国家满意的方式来组织全球化的目标。在地区领域，各种价值、需求和权力最有机会、也最有可能达到一致。 

其次，新地区主义能保证代价较小的社会转变的实现。流行的观点是，以前依附于国家身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特征，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或者正在消失，或者正在体现于日益显现的全球共同体之中。这未免过于悲观或乐观。当代世界的现实或发展似乎通过地区主义可以得到更好的表达，即这些特征如果说继续依附于国家身上的条件已经变化，看来它们正在不断地通过地区建设体现出来。对于因全球化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社会转变，地区空间可以使这种转变的代价降到最小的程度。在政治方面，新地区主义有助于寻找和界定一个由国家创造、但又超越国家的"共同的地区利益"，以及有效、有权威和有合法性的地区治理；在经济方面，争取经济社会的转变不会导致国家的和地区的经济动荡，社会福利的下降；在认同方面，确保新的认同是对认同的再确信，而非对它的毁伤，只是对国家认同程度的降低，而非对它的否认。基于此，新地区主义就可以逐渐地、稳定地推动地区秩序由地区体系向地区社会、继而向地区共同体的转变，这也能够保证全球变革的有序进行。库普阐（Charles Kupchan）从世界秩序和平转变的角度出发，甚至认为地区主义应该优先于全球多边主义，值得以牺牲全球贸易流动为代价。 尽管将地区主义与全球化对立起来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领悟到地区主义对全球秩序建设的重要性。 

可能的结果是，经过地区化空间层面过滤和折射后的全球化，已经不同于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直接路径"而来的那种全球化，全球化面孔会通过原发性的全球主义、变动中的国家主义与日益高涨的新地区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塑造出来。当然国家也不再完全是威斯特伐里亚体系中的那种国家，除了其职能、权限、手段与权威的改变和在不同的空间层面上进行新的分配外，地区组织与制度对国家内部事务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干预也是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