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先生社会地位刍议

　稷下先生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专门从事教学，无显著的学术号召力与政治影响力；另一类则是杰出人物，他们大多是学派领头人，其名闻于诸国。  
  


  
作者：李健胜

　　盛行于齐国的稷下之学，自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世纪后期，共持续了一百多年。钱穆先生说：“盖齐之稷下，始自桓公，历威、宣、湣、襄，前后五世，垂及王建，终齐之亡，逾百年外，可谓盛矣。”⑴ 当代大陆学者着重研究稷下学学术分类及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他们认为“稷下学宫具有双重的性质，集政治和学术性为一体，”⑵是在“齐国的原始民主和自由气息还相当活跃的社会条件下创办的。”⑶ 著名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在《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文中说：“稷下学有两个特点最值得注意：第一是君主待知识界领袖以师友之礼；第二是这些知识界领袖的专职即是各持其道以批评故事。”⑷ 他认为稷下先生“不是君主的臣下而是师友”⑸。余英时先生通过分析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依照当时的一般观念，士和君主的关系可分为三类，即师、友、臣。”⑹，而稷下先生的社会地位由前两种身份来界定。

　　根据钱穆先生的《稷下通考》可知，齐威王时已有稷下先生的称谓⑺。稷下先生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专门从事教学，无显著的学术号召力与政治影响力；另一类则是杰出人物，他们大多是学派领头人，其名闻于诸国。“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稷下先生，在各国都受到优待。《史记·荀卿列传》说“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可见师友之礼的确是存在的。然而，我们认为君主与稷下先生以师友之礼相待，只能说明一种泛社会化的关系，它并不能对“不治而议论”进行全面涵盖。如何客观地界定稷下先生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分析，试图对稷下先生的社会地位问题进行较全面的认知。

　　首先，战国时期，诸子中对君主与“士”的关系最为敏感的孟子，曾拒绝为稷下先生。钱穆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辩，认为“孟子不列稷下。”⑻孟子曾今游历齐国，齐宣王以客卿待之，孟子因宣王不能用其治国之术，离开齐国。宣王挽留孟子，还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齐宣王想以稷下之礼来待孟子，孟子不受。孟子认为“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可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 在位之“士”必是君主之“臣”，以“德”视“位”则君主可以与臣下为友，“位”与“德”是相辅相成的。“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有“位”却不以臣子之心行“德”，孟子痛恨“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盖由此而出。孟子还认为“士不托于诸候，抱缺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为不恭。”（《孟子·万章》下）孟子向住既有君臣之义，又有师友之谊的君臣关系，他不愿列于稷下之门，主要原因是稷下先生徒有“议论”之名而无臣下之“义”，更无师友之“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孟子来说，君主与臣下“师、友、臣”的关系是一个整体，它们互为表里，并不分立。稷下先生食禄于朝，任教学之“师”或“大夫”之臣，仍然是齐国官僚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他们与君主不是单纯的师友关系，而一种“执议论”或“教授”之臣。孟子在齐国失意后，曾表述过对稷下先生职位的看法，他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裕哉！”（《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不立稷下之门的事实以及孟子对稷下先生职位的看法是本文的立论基础之一。

　　其次，稷下学宫是一种纯粹的政府行为，它的兴衰与君主的好恶有直接的联系。齐国设立稷下学的目的，一方面可以招揽天下游士，以备咨政之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齐政权标榜实力、图谋霸业的政治投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这一段话透露出两方面的信息：第一，稷下先生按次第学问都有“大夫”之职。稷下先生在学宫内部被尊为“祭酒”、“博士”等，如“荀卿最为老师”，“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些称号仅指涉学宫内部的名位等份，并非官职，也不能指涉君臣关系。在政治上，稷下先生都有职事，著名游士一般被列为“大夫”。淳于髡为稷下早期学士，威王时他“数使诸候，未尝辱命”，（《史记·滑稽列传》）还以“国中有大鸟”为喻讽谏威王，官至“上大夫”（同上）。第二，稷下学所以“复盛”是因为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实非但宣王如此，自桓王始，稷下学的兴衰明显地与君主的好恶有必然联系。《盐铁论》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宁，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候，皆人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候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 湣王时专志于攻城掠地，稷下学宫受到冷落，稷下先生散去。《史记·孟荀列传》中说：“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 襄王时因君主复重视起稷下学宫，齐稷下先生又得到重视。如此反复，直到齐灭。另外，稷下之兴起还与田氏代齐的政治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公元前481年，田常发动政变，杀齐简公自任齐相。田氏撑权后，面临着对内如何安抚民心，消除异己，对外如何获取诸候国承认的各种现实问题。稷下学宫作为一种政治投资，它一方面可以集中天下有名之士，为田氏政权提供合理存续的理论依据，为齐王称霸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以豢养之名博得士人赞颂，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主动引导社会舆论，以此作为一种政治优势。

　　再次，稷下学术具有明显的服务性特征。虽“不治”但必须“议论”，“议论”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王霸之道”。一般概念上，儒、墨、道、法是讲治道之术的，而盛行于稷下之门的名家、阴阳家好象并不直接关心天下治术。其实先秦诸家，包括名家、阴阳家都以国家纲纪作为思索宇宙人生的最终归宿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各家的学术兴趣和理路虽多有不同，但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想给普遍混乱的时代“开出一套整顿社会秩序的方法”。⑼ 这个论断表明稷下之学的各个学术派别也是以王霸治乱为论辩的核心命题的。刘向《新序》说“稷下先生喜议政事。”《盐铁论·论儒》说稷下先生“不任职而论国事。” 虽然稷下学宫中讨论的命题较为多杂，最核心的辩题与议论还是集中在如何王霸天下这一核心问题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稷下学的核心在于穷究“治乱之事”，稷下先生的学术兴趣如果能与君主所需相吻合，则此学派会兴盛，否则，往往徒有虚名或销声匿迹。由此可见，稷下先生集于稷门，主要原因不在于齐国有原始民主遗风和学术的自由气息，而在于稷下之学的现实功用。

　　第四，稷下先生虽有“师”或“大夫”之职，但他们的身份具有明鲜的不稳定性。稷下先生有强烈的内省意识和理性精神，都希望以一己之学救乱世于水火之中，然而，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的道统包涵了宗教的成份，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宗教；它不具备有形式的组织。”⑽ 从稷下学宫的建制来看，它是特定政权设立的文化政治机构，并不具备相对独立的学术机制。在齐国国运及君主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下，在一百多年的存在时间里，几次沉沦复兴，缺乏稳定性；加上稷下先生谙熟权变之术，流动性也很强，使得稷下先生的社会身份模糊化，稷下先生之间也缺乏统一的身份认同。荀子曾为稷下先生，因“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此过程中，荀子还于公元前266年到过秦国，后又返赵国，四处寻求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合理土壤。稷下先生在列国间游移的状态，使他们无法实质性地参与到解决社会秩序和话语权力问题的时代主题中去，最后大多以著书立说，私授门徒为终业。

　　最后，从稷下学宫建制的渊源及影响来参比，我们认为稷下学宫具有一定特殊性。稷下学宫的历史渊源是周朝“王官之学”，周朝的“王官之学”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也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它的教学内容是“以礼乐和射为主”并且也有“师”这一职份⑾。稷下学宫虽在形式上的确继承了周朝古制，然而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已成为事实，稷下学宫中的“大夫”之职并不代表稳定的社会地位，稷下先生周游列国，来去自由，职份上没有稳定性（可以以淳于髡、荀子为例），“师”的血统继承体系也已被瓦解。秦汉的博士制度也与稷下学宫有一定的联系，《史记·秦始皇本记》载：“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秦博士制度由战国稷下及其它学宫发展而来，博士承担着教授文化，参定礼仪，备问咨政的作用。秦博士淳于越曾要求恢复分封旧制，遭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由此引发了“焚书坑儒”。当时遗存的战国之士好议之风受到了打击，但博士制度是建立在稳定的君主专制政权之上的，博士的参政议政有一系列的法规做保证，它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秦政权偶而为之的事项，也不像稷下学那样因君主好恶可以随意更改“议论”的主题或放弃“议论”。稷下学宫与秦博士制度在形式上较为类似，秦博士制由先代学宫建制发展而来，但秦博士制有稳定的制体保证，这是稷下学宫所没有的。

　　总之，我们认为稷下先生并非单纯的君主之“师友”，他们中较具影响力的一部分人有“大夫”之职，执“议论”之事。有些人物如淳于髡等还讽谏国政，出使诸候，参与到具体的行政事务中去了。在普遍混乱的时代，他们的讽谏效用与治国理想往往得不到实现。稷下先生的政治作用并非像有些学者描述的那样，对齐国乃至整个战国时代造成了很大影响。稷下先生作为君主之臣，他们的身份还有一定的模糊性，这表明以“道”为己任的稷下先生企图以所持之学，在政治领域内进行知识性救赎的努力⑿在当时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设。孟子所以离开齐国不愿列为稷下先生，部分原因是他看到了稷下先生“横议”的黯淡前景。在我们看来，战国时代的知识主体企图与权力分野，以其在知识上的优势影响政治的作法，只是一种思路而非事实。稷下学宫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现象，稷下先生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知识群落，他们的社会地位具有模糊性、不连续和不稳定的特点。

　　注：此文已在《管子学刊》2003年第1期上发表。

　　参考文献：

　　⑴、⑺、⑻钱穆.《先秦诸子系年》，P232、P232、P235. 中华书局,1985年.

　　⑵于孔宝.《论稷下之学与战国文化中心》，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98年第4期，P11.

　　⑶张秉楠.《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一文，《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P79.

　　⑷、⑸、⑹、⑽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P163、P164、P158，P15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⑼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P263.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⑾ 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中系统地论说了西周的教育制度，本文引用了他对西周“大学”给出的三个特点的观点及对“师”的解说。P667-68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⑿ 刘小枫先生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根据舍勒知识社会学对知识类型的分类，将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统治-事功型；第二类是本质-教养型；第三类是获救型知识。稷下学术以治乱王霸作为学术思考的中心，显然属于第一类型。刘小枫认为知识主体通过所持有的知识资本，在不同的领域内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社会及人生救赎。笔者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的功用主要集在如何安排社会秩序这一领域内，符合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概念，故引此概念加以说明。舍勒的知识论要点在《现代性社会理论诸论》，P251。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