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她不仅有长达五千年可考的文明发展史，而且在幅员广大的区域内，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特色鲜明、形态各异的地域文化。产生于泰山南北和山东半岛（即当今山东省区域内）的齐鲁文化就是植根于中华文明古老而丰厚的文化土壤，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曾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至今仍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支地域文化。
齐鲁文化的渊源，应追溯到距今5000年以前聚居在齐鲁之地的古老民族——东夷族的发展。这个在传说中曾以后羿和大舜为荣的民族，虽然在现有的文献中已难于找到系统、详实的记载资料，但是，自20世纪以来，山东地区大量史前考古挖掘出的文物和数千遗址却证明这是一个文化发达早、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在齐鲁之地上，不仅存在着从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再到龙山文化直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岳石文化这样一个在文化传统演变上一脉相承又相对独立的文化谱系，而且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众多的城堡遗址和标志着文明发展程度很高的图像文字、陶文以及生产的大量精妙绝伦的蛋壳黑陶及各种手工饰品。这种文明发达的史前文化，是齐鲁文化成长的重要基础。
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朝，建立了周王朝的统治。立朝之初，周武王为了镇抚东方，封功臣姜尚于泰山以北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建立了齐国；封武王之弟周公旦于泰山以南的曲阜，建立了鲁国。齐、鲁的建国为这一地区文化的高度发达带来了新的契机。《国语•晋语》中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齐国为姜姓，是炎帝的后裔；鲁国为姬姓，是黄帝的后裔。发源于黄土高原南端渭水流域的炎、黄氏族文化传统随齐鲁的分封得以进一步与文明发达的东夷滨海文化交流、融合、发展，是齐鲁文化能够发展成为中华早期文明主干地位的先天素质之一。
然而，由于人文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氏族文化传统的不同渊源以及齐、鲁两国建国方针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在先秦时期，齐文化与鲁文化是性质各不相同的两支文化。它们各自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
立国之初，鲁国第一代国君周公旦提出“尊尊而亲亲”的立国方针，实际就是要按照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的道路建设鲁国。此后几百年间，鲁国发展成为保存周代典章文物最丰富、最完备的国家，成为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的东方文化中心和样板。当时，吴国的公子季札专门跑到鲁国去观乐。晋人到鲁国，也曾盛赞道:“观止矣，若有它乐，吾不敢请矣!”正是在鲁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培育出了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仅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主导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始人，而且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最先在鲁国形成了当时最大的一个教育集团，后来学生多达数百乃至上千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显学”。从总的情况看，鲁文化比较尊传统、讲继承，思想偏于保守，有利于维护宗法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的稳定。
齐与鲁不同，大体上走的是一条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之路。立国之初，姜太公提出“举贤而上功”的治国方针，思想上较少受宗法制度的束缚，举贤不避卑贱，赏功多由事绩，成为齐国的一个优良传统。春秋时期，先后任齐相各四、五十年之久的管仲、晏婴，都是非姜齐宗族出身的大政治家，其他如司马穰苴、孙膑、邹忌、淳于髡等在齐曾做成大事业的人，好多都是出身低微的人物。春秋末期，姜齐政权衰微，由陈国投奔来齐的田氏逐渐取而代之，建立了战国之世的田齐政权，富国强兵，称王称帝，这是在先秦史上由异姓夺取政权，国家发展富强的一个很特殊的例证。
从观念的特质上，由于齐文化地处滨海及山东半岛一带，从立国之初就提出“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很早即商品交换盛行，货币发达，因而思想比较活跃，力主变革的思想比较强。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大力改革国政，一跃而为春秋五霸之首，尊王攘夷达四十余年，所谓“一战而帅服三十一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历史上改革图强的典范。战国之世，田齐政权的威王、宣王乃至闵王，都是改革图强的高手，使齐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左右天下局势的“轴心”及合纵连横主体的富国、强国。因而，从总体上说，齐立国近八百年，始终保持了东方大国的力量，这与齐文化中有一种似乎可称之为与时俱进的变革内动力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们今天审视这一古代文化时，应特别注意的它的历史文化生命力之所在。
齐国在学术思想或者说在思想文化的统治理念上，道家“因任自然”的传统是主流。所以，对“异端”思想并不着意排斥，而是倡导一种兼收并蓄、包容百家的政策。在这一点上，齐国确实体现了一种泱泱东方大国的气度。战国之世，齐于国都临淄设立稷下学宫，面向各国“招致贤人而尊宠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形成和发展大多与稷下有直接的关系，使稷下成为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中心，被郭沫若称为“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稷下学宫只能产生于齐，而没有也不可能在别国产生，这是齐文化有别于其它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齐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齐文化中重变革、尚功利、尊贤才、重兼容的特点是很突出的。当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阐述齐鲁文化的不同特点，并不是说两种文化没有交流、相通和共同点。事实上，由于齐鲁相邻、地域相连、文化交流最密，相互吸收、交流、影响是贯穿始终的。大约在战国中期以后，也就是在稷下学宫最兴盛的时期，齐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加快，“齐鲁”并称开始出现，标志着齐鲁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秦汉统一，齐鲁之地作为大统一帝国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尽管诸多方面表现出文化上很大的差异性，但两支文化的融合是进一步加深了。至汉武帝时期，深得齐学传统培育的儒家学者董仲舒主要吸取齐学中丰富的思想内涵用以改造儒学，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但这个董氏儒学已非完全的孔子之儒，而是撮齐、鲁两支文化之精要而成的。所以，与其说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或核心，毋宁说，齐鲁文化是通过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定而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
齐鲁文化形成和辉煌的元典时期，距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二千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以“古为今用”的辩证眼光来审视它，仍能发现齐鲁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乃至国家、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即今言之，我们挖掘它、研究它，不仅能使我们从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吸收到丰富的建设现代国家的营养，而且继承这个传统本身，就是凝聚十三亿人心和全世界华人的根本之所在。它已深深地积淀于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炎黄子孙的理念和爱国情怀之中。特别在当今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之势、民族文化的冲突交锋日趋激烈的情势下，一个民族的存亡荣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巨大的文化挑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承鲁文化重传统、重继承、尚仁义的传统，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和对历史文化的亲近感。
同时，当今的社会到了一个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文化及人类生活的巨大变化。一与时俱进，就要高扬不断变革的旗帜，在这方面，齐文化的丰富内涵尤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文化营养。试想，齐国从受封之初的一个滨海小国，迅速崛起为一个东方泱泱大国，数百年间长期保持繁荣，这种崇尚变革、尊重贤才、兼容并包的博大文化精神，难道不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借鉴的吗?
总之，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来说，回观历史，继承遗产，齐文化与鲁文化在文化的特质上，存在着互补的一面。在一个文明古国建设现代化、建设适应21世纪发展的先进新文化，既需要与时俱进，积极推进改革，又要尊重传统，重视继承；既要尊重人才，又要提倡德才兼备；既要重道统，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又要兼收并蓄，注重吸收古今中外，特别是外国的先进文化以补充自己的营养。因此，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主要精神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历史借鉴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开展齐鲁文化研究是我们今天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责任之。
